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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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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篇

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

 

语出《行军篇》。意谓:兵力并非越多越好,只要不专恃武力,轻举妄动,足以用来集中力量、判明敌情并最后战胜敌人就可以了。这句话,鲜明地体现了孙武的精兵思想。一般说来,兵力总是越多越好,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所以,历代统兵御众的人,总是到处招兵买马,千方百计地扩大军队的规模。但是,远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孙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兵非益多”的观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武经七书》本此言为“兵非贵益多”,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则为“兵非多益”,虽文字略有差异,但意蕴意思一样。

军队的战斗力与兵力多寡当然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兵力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就一定强。一支军队,其战斗力究竟是强还是弱,一般决定于以下两点:其一是,这支军队士卒是否训练有素;其二是,这支军队将帅是否优秀。如果士兵训练有素,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强;若果将帅优秀,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会更强。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经典战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兵力寡弱的一方最后战胜兵力强大一方的。西汉武帝时,李陵以五千步卒深入匈奴,虽然因兵力相差过于悬殊(大约在1﹕20左右)、无接应力量和叛徒告密(这点最关键,否则李陵仍能保全部分兵力返回朝廷)而最后战败,但毕竟先后杀敌上万,这是因为士卒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原因。楚汉相争时,韩信驱市人而战,不终朝破赵军二十万,则是因为将帅富有智慧谋略而指挥正确的缘故。

《尉缭子·制谈第三》曾评论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这一评论,可说是对孙武“兵非益多”思想的充分肯定。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孙武“兵非益多”的精兵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语出《行军篇》。意谓:既不深思熟虑而又轻敌的人,势必成为敌人的俘虏。杜牧注:“无有深谋远虑,但恃一夫之勇,轻易不顾者,必为敌人所擒也。”

战争既是金钱财富物资等物质力量的生死较量,更是智慧谋略意志等精神力量的生死对抗,并且是一种活力对抗,所以势必表现为一种极为复杂、变幻莫测的激烈形式。面对这样的对抗形式,若平时不能详加考察、深思熟虑、周密谋划,战时又不把敌人放在眼里,“易敌”轻战,岂有不被敌人打败甚至被擒之理?所以,孙子特作如此告诫。

俗话说:骄兵必败。“骄兵”何以“必败”?因为凡“骄兵”,必属“无虑而易敌者”,而凡“无虑而易敌者”则必“擒于人”。战国时夫差之亡于姑苏,秦末项梁之败于定陶,楚汉时龙且之败于潍水,汉初刘邦之困于平城,汉末曹操之败于赤壁,三国时关羽之败于荆州和刘备之败于夷陵,东晋时苻坚之败于淝水……虽然其失败的原因多而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或“无虑而易敌”,或因骄而轻战,均是根本原因。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语出《行军篇》。意谓:平时对士卒既要用道义来教育、团结他们,又要用纪律和法度来整齐、统一他们,这样才能战则必胜。《吴子》云:“(兵)以治为胜。” 而“治”的基本手段,不外乎平时的教育和必要时的赏罚而已。所以,曹操注:“文,仁也;武,法也。”杜牧注:“文武既行,必也取胜。” 

“令之以文”,指的是平时对将领士卒的爱抚和教育;“齐之以武”,指的是按照既定的法规、纪律对遵守者或违犯者进行奖赏与惩罚。“必取”,意为必定取得胜利。孙武认为,“卒未亲附”是不可处罚的,因为这时如果处罚他会“不服”,而“不服则难用”;但如果“卒已亲附”而应有的处罚不能严格执行,那么士卒同样无法使用。所以,必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但是,孙武又指出,爱抚和教育必须在平时就实行,只有“令素行以教其民”,民众才会服从你,否则他们是不会服从你的。《史记》所载孙子吴宫教战的故事和司马穰苴军门斩庄贾的故事,即充分体现了孙子的这一治军思想,故可以参看。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我们不可能设想,一支平时缺乏教育、战时纪律松弛的军队会打胜仗。孙武“令文齐武”的思想,实是对古代治军理论的高度概括,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南宋时期,“岳家军”纪律严明,赏罚必信,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口号,视百姓如父母兄弟,故所到之处,百姓欢迎,战无不胜。明代的“戚家军”所以能在御倭斗争中能屡建奇功,名垂青史,原因也在于此。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史,就更能说明问题。这支人民军队从建军之初,毛泽东就为之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将思想、政治和纪律教育纳入军队的日常建设工作,真正做到了“令文齐武”,故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屡挫强敌,成为一支举世闻名的英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