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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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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变篇

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语出《九变篇》。意谓:遇到“圮地”不要宿营,遇到“衢地”要注意与邻国结交,遇到“绝地”不要停留,进入“围地”要善用计谋,陷入“死地”必须死战。

按《九地篇》孙子自己的解释,此语中所谓“圮地”,指山林、险阻、沼泽等一切难以通行的作战地域(“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谓“衢地”,指几个诸侯国相互毗邻、先到达就可以得到各国援助的作战地域(“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所谓“绝地”,指离开本国,越过边境,深入敌国的作战地域(“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所谓“围地”,指进路狭窄险隘、退路遥远曲折、敌人可以用少量兵力对我方进行打击的作战地域(“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所谓“死地”,指立即拼死奋战就能生存、不立即拼死奋战就将全军覆没的作战地域(“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此语系孙子针对对“圮地”、“衢地”、“绝地”、“围地”、“死地”五种作战地域情况下应如何处置所提出的建议。

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语出《九变篇》。此言语意浅显,其中“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四层意思并不难理解,唯“君命有所不受”需加以申说。

“君命有所不受”系专职将帅出现后所带来的问题,而专职将帅的出现则是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要求。中国历史上,专职将帅出现,文武分途,大致是在战国时期。自春秋以至于战国,战争逐渐由“礼义之兵”转变为“变诈之兵”,规模愈来愈大,变化益发难测,而各诸侯国之军队则日趋庞大,构成亦愈加复杂。如此,在平时的管理和战时的指挥上,要求自然越来越高。这种变化,一方面使得文武必须分职,另一方面使得将权必须专一。否则,事事都需听候国君之命,既无法实施部队的日常管理,更无法实施部队的战时指挥。假如“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将势必贻误战机(《资治通鉴》载唐陆贽语),甚至导致“乱军引胜”的局面出现,所以,古兵书《军势》说:“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而孙子则主张“君命有所不受”。

不过,历史上国君与将帅之间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难以妥善解决。这主要是因为:若国君委任不专,将从中御,处处掣肘,将帅就难以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会经常处在违令则损害国君威严、从令则丧失战场机宜的两难之中,从而导致失利;若国君委任专一,事事放手,将不中御,将帅就有可能发展到拥兵自重的地步,甚至骄横跋扈、尾大不掉,最后导致篡权自立和分裂割据的悲剧。唐代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事实,宋代虚外实内、将从中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即是很好的证明。

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语出《九变篇》。此语全句为:“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意谓:将帅通晓“九变”之利的,就算懂得用兵了。将帅如果不通晓“九变”之利,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得到地理方面的便利。治理军队,却又不懂“九变”之术,即使知道“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五个方面的好处(“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将士们的作用。

那么,究竟什么是“九变之利”?孙武未说。如果前述“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即是“九变之利”的话,则缺了“四变之利”,对不上数。所以,有学者认为,《九地篇》与《九变篇》内容相关,甚至有些句子重复,可能是全书的尾巴,最后没有加工好,而《九变篇》系从《九地篇》割裂拼凑而成,因编辑太差,本身无法读通,须联系《九地篇》才易于理解。我们认为,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

孙子在《九地篇》说:“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这里较之《九变篇》多出了“散地”、“争地”、“重地”、“交地”,恰好九种。所以,我们怀疑,孙子所说“九变之利”,即是将帅在以上九种作战地域指挥部队有所行动时,应该如何机动灵活避害趋利的的意思。至于“九变之术”,则实即在这九种作战地域管理、指挥部队的具体办法,也就是《九地篇》所说的“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语出《九变篇》。意谓:有智慧的人考虑问题,必定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仔细分析有利的因素,可以树立起必胜的信心;在有利的情况下认真分析不利的因素,隐患就可以预先化解。此言深合唯物辩证法的道理,故贾林注:“言利害相参杂,智者能虑之慎之,乃得其利也。”张预注:“智者虑事,虽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变之谓也。”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是由事物的两面性决定的。一般而言,世界上事情总是利与害掺杂,并且它们会依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至于战争,就更是如此。比如,一方处于强大地位当然是好事,是有利的事,但它却可能导致全军上下的恃强骄傲和麻痹大意,以至于遭受失败;另一方处于劣势地位自然不能说是好事,也不能说是有利的事,但却可能因此激发全军上下的斗志和主动精神,逼其团结一致,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最终战胜强敌。并且,战争中的“利”与“害”,本身还带有虚假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双方的故意“示形”和“用诈”,往往表面上看来是“利”,而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害”。所以,作为战争指导者,既要有全面观察、分析各种因素的习惯,又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在思考所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时,“杂于利害”,慎重权衡,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案;否则,就会自取其祸,自取其败,甚至导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

三国时,曹操统一北方后,不能全面认真分析彼己双方的有利与不利条件,贸然南下,最终在赤壁遭到惨败,就是一个典型战例。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语出《九变篇》。意谓:用兵的法则是:不寄希望于敌人不会前来,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寄希望于敌人不敢进攻,要依靠自己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让敌人无法进攻。《周易》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左传》引《尚书》的话说:“居安思危。”并云:“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曹操注:“安不忘危,常设备也。”

战争是两个国家或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事关其生死存亡的最高斗争形式,当然不可将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自我安慰,自我麻痹。凡有此种想法并到处鼓吹的人,不是弱智,就是已被敌对势力收买的内奸。对于弱智的人来说,这样做无疑是自己找死;对于被收买的内奸来说,这样做则是甘当“第五纵队”,自觉为敌对势力效命。所以,对于忠于国家民族的军人来说,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努力加强战备,把安全与和平的希望建立在“有以待”和“有所不可攻”的基础上;一方面还要警惕内部那些不仅自己幻想敌之“不来”和“不攻”,而且还到处兜售这种“幻想”的人,当心他们实际上是已经被敌人收买的的内奸。

对孙武的这一思想,后世兵家都非常重视,曾作过进一步的阐述。《司马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吴子》称:“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孙膑兵法》指出:“用兵,无备者伤。”《吴越春秋》引范蠡的话说:“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迎难。”《盐铁论》云:“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虎钤经》云:“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明宣宗实录》说:“盖祸乱之机起于不测,不戒不虞,何以保邦?”古今中外,凡违背这一思想原则者,可说无一例外均遭到了挫败,有的甚至因此而亡国破家。春秋时的虢、卫、吴等国,五代十国时的南唐,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法国和苏联,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埃及,近年来的利比亚等,即莫不如此。

中国由于长期告别了战争,再加改开以来经济上得到了较大发展,以及一些糊涂的人或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的不断粉饰,遂使很多人错误的认为,似乎只要你不主动挑起战争,就完全可以避免战争。这些人忘记了孙子的告诫,也忘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是非常危险的。

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

语出《九变篇》。意谓:作为将帅,如果具有“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五种性格特点,相应的就会导致可杀”、“可虏”、“可侮”、“可辱”和“可烦”五种危害。

“必死”指将领勇敢鲁莽,不怕牺牲,敢于和敌人死拼硬打,这样的将领容易被敌方设计擒杀。“必生”与“必死”正好相反,指将领贪生怕死,战则只求保命,甚至不惜投降,这样的将领易被敌人擒获。“忿速”指将领容易激动、发怒,并且往往急于求成,这样敌人会故意激怒他、欺侮他,以诱使其犯错误。“廉洁”指将领生性清廉,洁身自好,爱惜名声,这样敌人会故意栽赃、侮辱他,以诱使其失掉理智。“爱民”指将领爱护百姓,唯恐他们遭受侵扰,这样敌人会故意用一些虐民暴行烦扰他,以诱使其情绪失控。孙子认为,这五种情况,都是由将领性格上特点所带来的过失,会给用兵造成巨大的灾难(“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军队的覆灭和将领的被杀,必定是因为这五种原因,所以不可不予以高度重视,认真进行研究和考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可能有人会问:“必死”、“必生”、“忿速”实属性格上的缺陷,导致恶果不难理解,“廉洁”、“爱民”是任何人都应具备的良好品质,怎会带来恶果呢?须知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坏的事物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事物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一个人的性格、品质其实也如此,无论其好还是怀,都可以为敌方所利用,以诱导你犯错误。所以,曹操注云:“廉洁之人,可侮辱致之也。”张预注云:“清洁爱民之士,可垢辱以挠之,必可致也。”所以,《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

语出《行军篇》。意谓:兵力并非越多越好,只要不专恃武力,轻举妄动,足以用来集中力量、判明敌情并最后战胜敌人就可以了。这句话,鲜明地体现了孙武的精兵思想。一般说来,兵力总是越多越好,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所以,历代统兵御众的人,总是到处招兵买马,千方百计地扩大军队的规模。但是,远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孙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兵非益多”的观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武经七书》本此言为“兵非贵益多”,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则为“兵非多益”,虽文字略有差异,但意蕴意思一样。

军队的战斗力与兵力多寡当然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兵力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就一定强。一支军队,其战斗力究竟是强还是弱,一般决定于以下两点:其一是,这支军队士卒是否训练有素;其二是,这支军队将帅是否优秀。如果士兵训练有素,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强;若果将帅优秀,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会更强。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经典战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兵力寡弱的一方最后战胜兵力强大一方的。西汉武帝时,李陵以五千步卒深入匈奴,虽然因兵力相差过于悬殊(大约在120左右)、无接应力量和叛徒告密(这点最关键,否则李陵仍能保全部分兵力返回朝廷)而最后战败,但毕竟先后杀敌上万,这是因为士卒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原因。楚汉相争时,韩信驱市人而战,不终朝破赵军二十万,则是因为将帅富有智慧谋略而指挥正确的缘故。

《尉缭子·制谈第三》曾评论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这一评论,可说是对孙武“兵非益多”思想的充分肯定。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孙武“兵非益多”的精兵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夫唯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语出《行军篇》。意谓:既不深思熟虑而又轻敌的人,势必成为敌人的俘虏。杜牧注:“无有深谋远虑,但恃一夫之勇,轻易不顾者,必为敌人所擒也。”

战争既是金钱财富物资等物质力量的生死较量,更是智慧谋略意志等精神力量的生死对抗,并且是一种活力对抗,所以势必表现为一种极为复杂、变幻莫测的激烈形式。面对这样的对抗形式,若平时不能详加考察、深思熟虑、周密谋划,战时又不把敌人放在眼里,“易敌”轻战,岂有不被敌人打败甚至被擒之理?所以,孙子特作如此告诫。

俗话说:骄兵必败。“骄兵”何以“必败”?因为凡“骄兵”,必属“无虑而易敌者”,而凡“无虑而易敌者”则必“擒于人”。战国时夫差之亡于姑苏,秦末项梁之败于定陶,楚汉时龙且之败于潍水,汉初刘邦之困于平城,汉末曹操之败于赤壁,三国时关羽之败于荆州和刘备之败于夷陵,东晋时苻坚之败于淝水……虽然其失败的原因多而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或“无虑而易敌”,或因骄而轻战,均是根本原因。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语出《行军篇》。意谓:平时对士卒既要用道义来教育、团结他们,又要用纪律和法度来整齐、统一他们,这样才能战则必胜。《吴子》云:“(兵)以治为胜。” 而“治”的基本手段,不外乎平时的教育和必要时的赏罚而已。所以,曹操注:“文,仁也;武,法也。”杜牧注:“文武既行,必也取胜。” 

“令之以文”,指的是平时对将领士卒的爱抚和教育;“齐之以武”,指的是按照既定的法规、纪律对遵守者或违犯者进行奖赏与惩罚。“必取”,意为必定取得胜利。孙武认为,“卒未亲附”是不可处罚的,因为这时如果处罚他会“不服”,而“不服则难用”;但如果“卒已亲附”而应有的处罚不能严格执行,那么士卒同样无法使用。所以,必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但是,孙武又指出,爱抚和教育必须在平时就实行,只有“令素行以教其民”,民众才会服从你,否则他们是不会服从你的。《史记》所载孙子吴宫教战的故事和司马穰苴军门斩庄贾的故事,即充分体现了孙子的这一治军思想,故可以参看。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我们不可能设想,一支平时缺乏教育、战时纪律松弛的军队会打胜仗。孙武“令文齐武”的思想,实是对古代治军理论的高度概括,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南宋时期,“岳家军”纪律严明,赏罚必信,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口号,视百姓如父母兄弟,故所到之处,百姓欢迎,战无不胜。明代的“戚家军”所以能在御倭斗争中能屡建奇功,名垂青史,原因也在于此。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史,就更能说明问题。这支人民军队从建军之初,毛泽东就为之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将思想、政治和纪律教育纳入军队的日常建设工作,真正做到了“令文齐武”,故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屡挫强敌,成为一支举世闻名的英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