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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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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争篇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语出《军争篇》。意谓:“军争”中最难的,是以迂远为近直,变不利为有利。孙子认为,将帅在接受了国君的命令之后,从征集兵员、组编军队,到和敌人对阵,这当中没有比“军争”更困难的了。那么何为“军争”,“军争”指两军在战场上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这其中,既有一个如何对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进行争夺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将客观存在的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的问题。

“以迂为直”指把弯路当直路的策略。人人皆知两点间直线距离最短,所以走路无不以捷易行者为佳,而排斥曲折遥远难行者。但是,近捷易行之路易为敌人注意并加以阻击,而迂曲难行之路又易耗费时间而贻误战机,所以这往往是战争指导上的两难选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就曾有过走弓背路还是走弓弦路的争论。然而,事实证明,还是毛泽东的把远路当近路走(“以迂为直”)策略是正确的。关于“以迂为直”,杜牧、张预在注释中均举了战国时阏与之战中赵奢与秦军争北山的故事以为佐证,可以参看。

“以患为利”,指把不利因素件转化为有利因素的策略。世间的事情,往往利害并存,有如甘蔗,绝无两头甜的道理。所以,做事情一方面要善于权衡利弊,进行取舍,趋利避害,另一方面还要有化害为利能力,把不利因素变为有利因素,进而把不利局面变为有利局面。战国时孙膑在马陵之战中因“齐号为怯”,巧妙利用“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的心理特点,以减灶之计,大败魏军,迫庞涓自杀,可以看做是“以患为利”的典型案例。

从本质上说,“以迂为直”其实也是一种“以患为利”。

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语出《军争篇》。这句话承“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而来,是说应该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认为,具体办法是“迂其途而诱之以利”。这样,即使走迂远曲折之路,也能“后人发,先人至”,并且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即属“知迂直之计者

那么,这里的“诱之以利”是“诱”谁一种观点认为是诱敌。如杜牧注云:“以迂为直,是示敌以迂远,敌意已怠;复诱敌以利,使敌心不专。然后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后发先至”贾林甚至认为,连“以迂为直”也是指对敌而言,曰:“敌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于他道诱之,使不得以军争赴也。”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诱”己“以利”自己的士兵以利,让其虽疲于奔命,但却乐于奔命。我们认为,似以第一种解释更为合乎作者原意。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

语出《军争篇》。意谓:“军争”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

“军争”当然有利,因为一旦争得先机之利,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从而为下一步的行动打下基础,也为最终夺得胜利创造了条件。但是,“军争”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即如孙子所说:“举军(携带辎重)而争利则不及,委军(抛下辎重)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三军将领);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损失)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你看:携带辎重“争利”就会因行动迟缓而来不及,抛弃辎重“争利”就会失掉后勤保障。如果“卷甲而趋”,日夜不停,“倍道兼行”,行百里而“争利”,就会致三军将领被擒且只有十分之一的部队到达;行五十里而争利,就会折损上将军,且只有一半的人员能够到达目的地;即使行三十里而争利,也不过有三分之二的人员能够到达目的地。然而,一支军队若无辎重、粮食和其他物资,又必亡无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如此“争利”,何利之有?所以,“军争为危”,显而易见。

总之,孙子所以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在提醒为将者,看问题务必兼顾两个方面,切不可见利不见害。所以,张预注云:“智者争之则为利,庸人争之则为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语出《军争篇》。意谓:不了解各诸侯国的谋划意图,就无法与之交往结盟;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各种地形的情况,就无法行军;不使用乡导,就无法得到地形方面的便利。这句话,反映了孙子对战争中与邻国建立同盟关系和了解各种地形情况并充分发挥乡导作用以获得“地利”之重视程度。

张预注:“先知诸侯之实情,然后可与结交;不知其谋,则恐反覆为患。其邻国为援,亦军争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之众者为衢地是也。”曹操注:“不先知军之所据及山川之形者,则不能行师也。”李筌注:“入敌境,恐山川隘狭,地土泥泞,井泉不利,使人导之以得地利。”梅尧臣注:“凡丘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导,不能得也。”所注大致均合孙子本意,可参看。

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语出《军争篇》。意谓:战争凭诡诈之道立于不败之地,看是否有利决定如何行动,以分散或集中作为机变手段。张预注曰:“以变诈为本,使敌不知吾奇正所在,则我可为立。”又曰:“见利乃动,不妄发也。”又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形,皆因敌动静而为变化也。”

这里,孙子讲了如下三层意思:首先,“兵以诈立”道出了古代兵学的全部奥秘,其与《计篇》中的“兵者,诡道也”一脉相承,都反映了战争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特点。历史记载表明,中国早期的战争是排斥诡诈之术的。至少在春秋早期,交战双方还要受仁、礼约束。这可能与当时各交战方相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有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利益的冲突逐渐淡化了各国间的关系,于是战争日趋激烈。《韩非子·难一》记载晋国大夫舅犯的话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发生的晋楚城濮之战即清楚地表明,当时奇计诈谋不仅已被人们广泛地用于战争中,而且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孙子兵法》所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其实是对上述事实的认知和对前人有关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其次,“以利动”清楚地阐明了一切战争行为的目的性。从古至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战争几乎无不是由于利益而引起的,无论是距今远的,还是距今近的,莫不如此。这一点,既合乎事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以无需多论。有学者甚至认为,“利动”原则其实是一部《孙子兵法》的精髓所在,似乎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再次,“以分合为变”道出了兵力使用的一般原则。总的来说,孙子主张集中使用兵力,但那是为了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形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而言的,不可将其绝对化。兵力的集中与分散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可以说:分散是为了佯动示形,是为了更好的集中,而集中则离不开一定程度上的必要的分散。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语出《军争篇》。意谓:部队行动,迅速时要像疾风,徐缓时要像森林,进攻时要像烈火,不动时要像山岳,隐蔽时要像黑夜,行动时要像雷霆震动。这句话承接“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而来,作者连用六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军队对于敌人来说如,能“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孙子以上数语,在日本很着有大的影响。日本战国时期的名将武田信玄,曾把其中的“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书写在自己的家旗上;昭和六十年(1985年),杉村显道著有一部孙子讲义,干脆直接以“风林火山”作为书名。

 

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

 

语出《军争篇》。意谓:抄掠敌国乡邑时要分兵前往,开拓境土后要扼守险要,采取行动要权衡利弊得失,只有首先掌握了迂直之计奥秘的才能获得胜利。这就是“军争”的法则。这里,孙子通过以上数端,大致讲明了军队在进入敌国之后,采取行动的基本原则,并认为这就是“军争”的法则(“此军争之法也”)。张预注:“用兵之道,大率因粮于敌;然而乡邑之民,所积不多,必分兵随处掠之,乃可足用。”王皙注:“廓视地形,以居便利,勿使敌专也。”杜牧注:“如衡悬权,称量已定,然后动也。”李筌注:“迂直道路。劳佚馁寒,生于道路。”可供参看。

 

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语出《军争篇》。意谓:将士们的行动既然统一了,那么勇敢的不能独自前进,怯懦的也不能独自后退——这就是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法则。

军队在战场上步调是否一致,行动是否统一,直接影响到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并通过影响部队战斗力而间接影响到战役战斗的胜败。所以,孙子对此极为重视,反复论及。部队在战场上能否统一行动,做到“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决定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士卒的良好心理状态,其二是将帅的指挥调度有方。

为使士卒始终处于敢战的心理状态,孙子提出了以下措施:一是“造势”,因为“勇怯”在于“势也”,故要“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二是“令素行以教其民”,以求“与众相得”,并且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因为如此便可“与之赴深溪”、“与之俱死”;三是“投之亡地”,“陷之死地”,因为“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然后才能“存”、“生”和“为胜败”。

为方便将帅调度并进而使之有方,孙子在本篇提出了运用金鼓旗帜的办法。他引《军政》的话说:“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认为“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目的在于“变人之耳目也”。其实,由于时代的关系,金鼓旌旗在古代一直是战场上最为常用的一种联络手段。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语出《军争篇》。此句言敌之三军,可以使其士气低落;敌之将领,可以使其信心动摇。各注家举春秋时齐鲁长勺之战以证三军“夺气”之说,杜牧举后汉寇恂斩隗嚣部将高峻之使皇甫文迫高峻开高平第一城门投降以证将军“夺心”之说,甚当。

用兵打仗,全靠将帅士卒的军心士气,一旦三军士气低落,将帅信心不足,则未战即已败矣。齐鲁长勺之战后,鲁庄公问曹刿战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曹刿可谓善夺敌人士气的高手。楚汉战争后期,项羽率残部被困垓下,夜闻四面皆楚歌声,以为汉军尽得楚地,虞姬又自杀,遂战心全无,自率八百壮士连夜溃围而走,结果被汉军追至乌江,自刎而亡。这个故事,亦可看做是“将军可夺心”的典型案例。

李筌注云:“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彼之心可夺也。”由此可见, “夺气”、“夺心”,方法很多,形式各异,以至于后世发展出了“心战”的概念:“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语出《军争篇》。意谓: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士气正盛(“锐气”)的时候,而在其怠惰厌战人心思归的时候进行打击。孙子认为,这是掌握和利用敌我双方士气变化,亦即“治气”的基本法则。

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军队的士气亦是如此。一般而言,一支部队的士气,其变化规律是“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假如你在其士气正盛时打击它,势必遇到顽强的抵抗,不仅不容易取胜,而且有可能致败。但是,若乘其“锐气”已消而“惰归”之气产生时进行打击,就很容易将其击败。我们在解读“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一语时所举春秋齐鲁长勺之战的案例,就非常能说明道理。此战,鲁国是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才与齐国开战的。两国军队在战场上摆开阵势之后,齐军第一次击鼓,庄公准备交战,曹刿说:“还不可以交战。”直到齐军第三次击鼓,曹刿才说:“可以交战了。”结果,齐军大败,从而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衰三竭”的典故,至于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则成为千古名言。

此语承接“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一语而来,其下还有“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数语。其中所谓“治心”,指的是如何掌握和利用敌我双方心理的变化;所谓“治力”,指的是如何掌握和利用敌我双方体力的变化;所谓“治变”,指的是如何掌握战场情况并恰当地实施机变;而“以佚待劳”,同样成为战场上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之一,其后甚至被收入无名氏所撰通俗兵书《三十六计》中。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语出《军争篇》。此语全句为:“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纵,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意谓:用兵的法则是:对占领高地的敌人不要仰攻,对背靠丘陵的敌人不要从正面打击,对佯装败退的敌人不要尾追,对精锐的敌人不要进攻,对敌人的利诱不要上当,对撤退回国的敌人不要拦截,在包围敌人时一定要留出缺口,对无路可走的敌人不应逼迫太甚。

孙子以上所说,可简称为“用兵八法”,前五法都不难理解,后三法,即“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在后世影响较大,故需稍加申说。

孙武所谓“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是有其心理学依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凡“归师”多有“似箭”之心,此时若从正面遇到阻截,易致其愤怒,激出其斗志,所以即使要打击它,也最好不从正面;凡被围之师,若围之过严,不留缺口,其见逃命无望,也容易激发其死战求生之心;至于“穷寇勿迫”,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与其逼敌死战,不如虚留生路,使其将无战心,士无斗志,在其逃跑时择机歼灭之。《老子·三十六章》所说“将欲歙之,必姑张之;将欲弱之,必姑强之;将欲废之,必姑兴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也是这个意思,简而言之即“欲擒姑纵”。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围困袁绍残部高干于壶关(今山西长治附近),很久没能攻下来。曹操不禁发怒,下令说:“等攻下城来,把城里人全部活埋。”消息传到城里,人人恐惧,无不拼死作战,致使曹军几个月后仍未能破城。曹仁对曹操说:“围城不可太死,一定要留出活路。现在您将其围得这么死,并且宣布说破城后把城里人全部活埋,城里人当然要拼死固守;再说,壶关城坚粮足,攻则伤亡必多,围而不攻就会迁延时日。这样屯兵坚城之下,强攻决心死战的守敌,绝非上策。”曹操听罢,当即采纳了他的计策,壶关守敌果然纷纷投降,高干不得已只好弃城逃走,于途中被人擒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