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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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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篇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语出《谋攻篇》。这句话语意浅显,但却是《孙子兵法》中最为经典的名言之一。在这段话中,孙子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不战而全胜的思想。孙子认为,战争的结果,“全”“为上”,“破”“次之”,即使“百战百胜”亦非“善之善者”,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应当说,这一思想是人类军事思想上的一个独创,它应该是所有战争决策(含战略和战术)者的最佳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首先,这一思想把战争从野蛮杀戮和残酷毁灭的军事行为引向不仅保全己方将士生命而且也保全敌方将士生命的相对文明的斗争行为,所以是进步、文明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孙子本人的仁者情怀,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崇仁尚义的博大胸怀和道德精神。众所周知,西方的军事思想是以强调残酷杀戮为突出特点的。比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曾说:“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历史上美洲印第安人、澳洲土著人几乎被屠戮殆尽和八国联军侵略我国大肆烧杀抢掠的残酷事实,即是对他们这种思想的有力印证。其次,这一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认识境界。“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的一句名言,但此话是在近代才说出来的。2500多年以前的孙子虽未明确说出这样的话,然而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并非一种单纯的军事行为,它不过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手段而已,所以他反对迷信武力,反对“破胜”而提倡“全胜”。再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可以最大限度的缩短战争进程,最大程度的获得良好的战争成果,己方既得到了最大的战争红利,又可避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耗。

需要指出的是,孙武虽然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他并不排斥“战而屈人之兵”。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只是战争的一种理想态,“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的常态,只是这种“战”必须将“谋”贯穿其全过程。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语出《谋攻篇》。这是孙子为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所列举的自上而下的四种战争手段,言至浅而意至深

关于“伐谋”,大略有如下解释:(1)指破坏敌人的计划、沮丧敌人的意志;(2)指“攻心”;(3)指以谋略胜敌,或曰以智谋胜敌。关于“伐交”,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指破坏敌人的外交,即通过外交途径,分化瓦解敌方的结盟,扩大并巩固自己的同盟,使敌陷入孤立,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我;其二是指在两军列阵战衅将开之际,通过向敌方显示己方严整军容和强大实力,震慑、吓阻敌人,使之丧失信心和斗志,被迫求和退兵甚至投降。“伐兵”则是指野战,是相对于“攻城”来说的。严格说,上述无论哪种解释,“伐谋”其实均属一般意义上的“斗智”,而“伐交”亦属“伐谋”的范畴;并且,即使“伐兵”和“攻城”,也不可能不用智谋。所以,“伐谋”实际上贯穿于战争的所有形式,其所以与“伐交”被列在“伐兵”和“攻城”之前,被视为“上兵”和“其次”的地位,是因为只有“伐谋”和“伐交”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善之善者”的理想境界,而“伐兵”和“攻城”则不能。

“攻城”为什么系“不得已”之法?因为:(1)费时费力。攻城之前必须耗费大量时间修造各种攻城用具,还要构筑、堆积土山;(2)伤亡严重。在冷兵器时代,守者有屏障掩护,且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而攻者则需借助云梯攀爬仰攻,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之下,势必造成士卒大量伤亡。所以,“攻城”的确系下策,属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语出《谋攻篇》。意谓: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屈服而不必经过野战,攻拔敌人的城邑而不必依靠强攻,毁灭敌人的国家而不必长期用兵。一定要本着“全胜”的原则争胜于天下,这样自己的军队就不会遭受严重损失,而利益却能圆满获得:这就是以智谋克敌制胜的方法。

这段话,是孙子对“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一语的进一步强调,当然也是对其不战而全胜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并顺势回答了何为“谋攻之法”的问题。在这段话中,“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说的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亦即“不战而胜”;“毁人之国而非久”说的是要速胜,亦即“贵胜不贵久”;“必以全争于天下”和“兵不顿而利可全”,说的是要“全胜”而非“破胜”。分析这段文字,并综合书中其他有关论述,不难看出,“不战而胜”、“速胜”和“全胜”应是孙子所主张的“谋攻之法”的核心精神。

《谋攻篇》是《孙子兵法》的核心篇章,其所阐述的思想和观点,无疑也是《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和核心观点。在本篇中,作者主要论述了如何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问题,突出强调了“谋”的作用。所谓“谋攻”,实指以谋略克敌制胜,而不是指谋划进攻。

本条可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条互参。

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语出《谋攻篇》。对这句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一是,兵力弱小的军队,虽战斗力坚强,但若与兵力强大的敌人硬拼,必然会被强敌打败;其二是,弱小而战斗力颇强的军队,若能集中兵力,也可以打败兵力强大的敌人。这里,我们认为应以第一说为是。唐代李筌注曰:“小敌不量力而坚战者,必为大敌所擒也。”其说是。

《孙子兵法》是一部探讨如何“谋攻”胜敌的兵书,书中孙子推崇“伐谋”和“伐交”和不战而全胜,但不战而全胜毕竟只是一种理想态,不可能每战皆达此种目的,“兵战”才是常态。那么,“兵战”时需要把握的原则是什么呢?孙子的回答是:以众胜寡,以强胜弱,而非相反。他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为进一步强调自己的上述观点,他甚至断言:“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由此可见,孙子虽通篇都在教人如何以弱胜强,但在实战中却主张以强胜弱。无疑,孙子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正确的。数百年后,汉将李陵以五千名“力扼虎,射命中”的“奇材剑客”北伐匈奴而终至全军覆没的惨痛事实,为孙子的这一思想作了最好的解释

两千年后,毛泽东将孙子的这一思想简练地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一种基本对敌斗争策略,并在战场上屡试不爽。

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语出《谋攻篇》。意谓:将帅乃是国君的辅佐,辅佐得严密周详国家就强盛,辅佐出现疏漏缺陷国家就衰弱。这里,孙子是对《作战篇》“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的进一步强调,有关阐释,可参看该条。

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语出《谋攻篇》。意谓:三军将士既迷惑又疑虑,各诸侯国乘机举兵来犯的灾难就要到了,这就是所谓的自己扰乱自己的军队而把胜利拱手送给敌人。杜牧注:“言我军疑惑,自致扰乱,如引敌人使胜我也。”其说是。对于将从中御,孙子一向极为厌恶。所以,他在吴宫演兵时,即敢不顾吴王干涉而斩女兵队长。在这里,他又从理论上对将从中御的危害性作了深入分析。

依孙武所论,国君有可能危害军队的情况有三种,即“縻军”、“惑军”和“疑军”。所谓“縻军”,指的是牵制、束缚军队,即君主不知道军队不可以进攻却硬要军队进攻,不知道军队不可以撤退却硬要军队撤退;所谓“惑军”,指的是君主因为不了解军队事务却非要参与军队的管理,从而让部队上下困惑不解;所谓“疑军”,指的是君主因为不懂得军事上的权变机宜却硬要参与军队的作战指挥,从而让部队上下疑虑丛生。而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其他诸侯国前来侵伐的灾难,以至于自我扰乱而把本来到手的胜利拱手送给敌人(“乱军引胜”)。

将帅是一种专业性极强而又非常特殊的职务,军队则是一支执行特别任务的战斗力量。战场之上,瞬息万变,亟须敌变我变——敌情的及时把握,战机的及时捕捉,部队的行止进退,都要将帅机断专行。否则,如事事处处都要受到君主的干扰,必致“三军既惑且疑”,又怎么能打胜仗呢?所以,自古以来,兵家无不强调“将权贵一”。《六韬》指出:“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其中又引黄帝的话说:“一者阶于道,几于神。”《司马法》则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俗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甚是。北宋时,军人须受朝廷节制,临战才授以阵图秘计,所以经常打败仗。明代宦官监军,同属中御之患。

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语出《谋攻篇》。意谓: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与敌人作战、什么情况下不可以与敌人作战的,能获胜;懂得如何根据兵力多少采取正确策略的,能获胜;国君和臣民上下意愿一致、齐心协力的,能获胜;以有准备对付没有准备的,能获胜;将领有才能而国君不掣肘不牵制的,能获胜。这五条,是预知能否获胜的根本所在。

此语所列五个方面的情况,为孙子借以判断、预知胜负的根据。其中“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识众寡之用”、“上下同欲”、“以虞待不虞”四个方面的情况,均属“五事七计”“庙算”决胜的内容,系将帅可以自身可以努力为之的事情,唯最后之“将能而君不御”不是将帅完全可以独自决定的。所以,从古至今,因将从中御而打败仗的不在少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此语可与“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条互参。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语出《谋攻篇》。此言语至浅而义至深,是孙子最为重要的军事原则之一。这一原则,经两千数百年战争史的反复检验,不仅始终不减其丝毫影响力,而且益发显示出跨越时空的真理性光芒。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知彼知己”?此前孙子列举了五个方面的知胜之道,即:“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然后总结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对这一极为重要的军事原则,孙子除在本篇明确提出并加以论述外,同时还在其他篇中进行过反复阐发。在《计篇》,他从“五事”、“七计”的角度,详细探讨了应如何知己如何知彼的问题。此外,在《虚实》、《军争》、《九地》等篇,他也都有具体阐述。在《地形篇》,孙子曾进一步强调说:“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在《用间篇》,他甚至痛斥那些吝啬金钱爵禄而不知敌情的人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最后,他郑重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占卜算卦),不可验于度(察看天象),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孙武提出的这一重要军事原则,其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在于它蕴含着深刻军事哲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现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战争是敌对双方的一种矛盾对抗运动,要认识这一矛盾运动,把握其规律,除全面而深刻地充分认识双方的一切相关情况外别无他法。所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是战争获胜的首要前提,大到战略决策的制定靠它,小到战术方案的确定也靠它,它实际上是战争中的一切作为的发端,并且须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