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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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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名言警句是中华民族历代圣贤哲人在生活中经长期观察、思考和提炼而形成的智慧结晶,是我国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所在,对后世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和警示作用。

所谓“名言”,指著名的言论或话语;所谓“警句”,亦称“警语”,指警策动人的语句。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归田录》云:“公尝语尹师鲁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闻者叹服,以为名言。”唐代文学家段成式《酉阳杂俎》亦谓:“郭代公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瞚目出于灯下。公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公之警句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由此可知,“名言”也好,“警句”也好,实属古已有之。

《孙子兵法》号称武学圣典,实为兵家圭臬,虽不过数千言,然其舍事论理,文约义丰,辞如珠玉” 的雄文邃智为世人所称颂。日本汉学家丰增秀俊称赞“孙子的名言简洁、明了、直率,不求华丽,首先来源于对所探讨的对象的认识之深与准确,以及把握之有力。”更有学者称“其一语一词皆可诱发人之神驰思索”。《孙子兵法》名言警句的独特魅力,使它能穿越时空,流布中外,产生巨大的影响。

为方便读者了解和学习这部兵家文化宝典,我们特从书中选出精粹短语108条,基本涵盖了书中的思想精华。作为名言警句,对其内蕴略作寻绎和阐发,间或引证先贤注解和战例个案,以求有所助益。

 

                                 本文由李兴斌先生提供,特此鸣谢!

 

 

    计  篇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语出《计篇》。意谓:战争,是国家的重大事情,它关系将士与人民的生死,决定着国家与民族的存亡,不可不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膑兵法·见威王》亦曰:“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 张预注曰:“国之安危在兵。”又曰:“民之死生兆于此,则国之存亡见于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胜负之地,而存亡系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审察乎?”此语乃全书开头的第一句话,可说地位重要,意义非凡。因为它不仅简练、精辟地说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社会历史现象,而且开宗明义,起到了引领全篇乃至全书的作用,充分反映了孙子重战慎战的思想,表明他具有全局观念和战略意识,对谋划、指导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战争”这头怪兽只从来到人世间,就成为决定国家、民族抑或一个政治集团究竟是走向兴盛还是迈向死亡的关键因素。据《史记·周本纪》载,周王朝建立后所封诸侯国多达数百个,春秋初期尚存一百几十个,但到春秋末期即大部灭亡,所剩不过数十。那些灭亡的诸侯国,除个别因绝嗣而自行消亡外,绝大部分是被大国以战争的形式陆续兼并掉的。现实就是如此残酷,落后就意味着挨打,弱小就可能被灭亡,只有强大起来才可以自立于世界;而且,这并非仅仅是西周至东周几百年间的定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定律。中国在晚清时期,由于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结果导致列强纷纷入侵,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土地被瓜分豆剖,财富、资源遭严重掠夺。但是,新中国建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在朝鲜战场上一举打败了以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在越南战场上又让美国再次受挫,从而不仅没有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而且迎来了民族的真正独立。由此看来,“兵者”确属“国之大事”,实在“不可不察”。 

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语出《计篇》。意谓:要从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逐项比较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以探求未来战争的情势。曹操注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贾林注:“较量彼我之计谋,搜索两军之情实,则长短可知,胜负易见。”

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是孙武研究、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孙子认为,战争的制胜要素有五个,分别为“道、天、地、将、法”(即“五事”)。所谓“道”,指“令民与上同意也”;所谓“天”,指“阴阳、寒暑、时制也”;所谓“地”,指“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所谓“将”,指“智、信、仁、勇、严也”;所谓“法”,指“曲制、官道、主用也”。战争指导者必须从以下七个方面对这五个要素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和研究:“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即所谓“七计”)而这个过程,即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孙子认为,作为战争指导者,只要懂得这个方法并认真去做,就能获胜,否则就不能获胜(“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五事”与“七计”基本涵盖了交战国家双方战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天候、地理等诸多方面能够影响战争胜负的情况,可谓全面、严谨而无所遗漏。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认真仔细地比较、分析与研究之后做出判断,自然准确无误。所以,孙子下文接着说:“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所论,不仅反映了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而且反映了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慎重对待战争的科学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以民心为战争胜败根本依据、重视民心向背的民本主义精神,对我国后世军事思想的成熟与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语出《计篇》。意谓:所谓“道”,就是要让民众与国君同心一意,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在战争中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这里的“道”,指的是国君的为政措施,可以引申为“政治”。意思是说,国君只有在政治上讲究道德信义,行政以人为本,才能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旦战争爆发,民众才能不怕危险,不惜牺牲,与之一道抵御外侮。故张预注:“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

孙子论“五事”、“七计”以“道”为首,表明他绝非一位单纯的军事谋略家,而是一位有着极高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的大军事家。因为,战争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地军事行为,其与政治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19世纪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一书中曾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一时成为名言,殊不知两千数百年前,中国的孙子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

孙子此论,一方面是华夏民族主张“厚德载物”而重道轻力传统价值观在军事领域的具体体现,一方面也为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与军事学术的发展奠定了方向。此后,几乎所有政治家、军事家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无不继承了孙子的这一思想。如《吴子》明确强调,贤明的君主“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孟子》亦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六韬》则说,“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三略》也强调“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以至于最终形成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共识。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语出《计篇》。意谓:所谓“将”,是指将帅是否有智慧才能、是否赏罚有信、是否宽厚仁爱、是否勇敢果断、是否执法严明。曹操注:“将宜五德备也。”杜牧注:“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

此语是孙子对为将者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可谓全面周到、主次分明、缺一不可,而其以“智”为首,可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君主治国,必须以德为重;将帅统兵,则必须以智为先。因为,军事斗争一旦到了战场决胜的时候,其他所有因素都将被降到次要地位,将帅的智慧谋略则成为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为将须智,这可说是一个被无数历史事实所反复验证过的真理,并且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汉初名将韩信,其所以能统率刚刚募集的乌合之众连战连捷,并最后经垓下一战而彻底消灭项羽,他的过人的智慧谋略和指挥才能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语出《计篇》。意谓:国君(或主将)如果听从并采纳我的谋划,必定能获得胜利,我就留下来;国君如果不听我的谋划而刚愎自用,则必定失败,我就干脆离开他。此语可以有两种讲法:其一,“将”作动词讲,平声,读作jiānɡ,意为假如、如果,全句的意思是:国君如果听从并使用我的计谋,必然胜利,我就留下来;否则必败,我就离开。其二,“将”作名词讲,四声,读作jiànɡ,指的是将领,全句的意思则是:作为部将,你听从并使用我的计谋,必然胜利,我就把你留下来;否则必败,我就让你离开。所以,梅尧臣注:“武以十三篇干吴王阖闾,故首篇以此辞动之。谓王将听我计而用战必胜,我当留此也;王将不听我计而用战必败,我当去此也。”孟氏则注:“将,裨将也。听吾计画而胜,则留之;违吾计画而败,则除去之。”

两种讲法,都讲得通,并且都能从历史上找到相应的例子。按第一种讲法,不难理解:国君对你不信任,或者虽然信任,但在具体问题上不相信你的谋划,不采用你的计策,你就不宜继续留在他的身边,这是陈平、韩信所以离开项羽的根本原因。按第二种讲法也不难理解:作为一名部属,不能听从主将的指挥,动辄与主将意见相左,且自行其是,你如将他继续留在身边,必有后患。诸葛亮让马谡守街亭(在今甘肃庄浪东南),而马谡“违亮节度”,结果直接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所以诸葛亮就不是仅仅将其“去之”,而是干脆将其斩首,以申明军法。这两种讲法,以第一种更为符合原文的意思:(1)孙子的兵书主要是写给国君看的,同时他也需要为自己的进退考虑,所以不存在自己的部属听不听话的问题;2当时的国君即是主将,孙子始终不过是吴王的一位谋僚和伍子胥的一位助手而已,并没有决定部属去留的权力,甚至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部将。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力而制权也。

此语亦出《计篇》。意谓:提出的计策谋划已被国君采纳之后,就要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造成有利的态势,用来辅佐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所谓“势”,就是要像操纵秤锤(“权”即秤锤)称量物体轻重那样,根据利之所在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孙子兵法》中,“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为此,孙子在书中专门以“势”为篇名,阐发他的有关思想。《计篇》之后,他进一步解释道:“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他认为:“勇怯,势也”,“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与“势”相对,孙子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范畴——“形”,并在书中同样专门以之为篇名,加以阐发,认为“强弱,形也”,“胜者之战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者,形也”。

要而言之,“势”与“形”是一对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范畴:“形”是可见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力量,如兵力的强弱与部署、物资的贫富与储备、盟国的多寡与态度等,而“势”则是“形”所具有的潜在能量可意会而不可描摹的某种显现。众所周知,正如棋类较量中的布局一样,同样的兵力资源与物资储备,因部署不同、配置不同,其所产生能量也就不同,甚至会大不相同。所以,欲得强大之“势”,必须“因利制权”,如此才能“以佐其外”,并最终获取战争的胜利。

“因利制权”,学问极大,它最能检验将帅智慧谋略水平的高低。智慧谋略水平高的将帅,可以用有限的兵力和物资,创造最为有利的“势”,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反之,智慧谋略水平低的将帅,即使坐拥强大的兵力和丰厚的物资给养,也终会因不懂造势、任势而被战败以至消灭。所以,为将者必须深入研究如何“因利而制权”的学问。

兵者,诡道也。

语出《计篇》。意谓:军事行为,是以诡诈为规律和法则的。曹操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筌注:“军不厌诈。”

此语虽极短小,但非常重要,甚至完全可以视为孙子的核心理念之一。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道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事实,即:战争的基本理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此前的仁礼战争正在逐渐被变诈战争代替,而孙子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且“与时俱进”,毫不迟疑地将其作为自己全部理论的一个重要立足之点。所以,孙子在《军争篇》又进一步提出了“兵以诈立”的观点。

春秋中期之前,战争虽然已很频繁,但那时崇尚的是仁礼之战,讲究的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左传》)。然而,此后战争理念便开始发生变化,逐渐由仁礼之兵向“变诈之兵”转变,出现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的局面。宋襄公由于死守旧的传统,不肯“与时俱进”,所以在泓水(涡河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之战中被打败,并终因伤重而死亡。

所谓“诡道”,即诡诈之道,也就是诡诈的规律和法则。“诡”,在这里是虚假、多变的意思。“诈”,则是欺骗、作假的意思。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虚假、多变和欺骗的意思。“道”,本意指道路,这里指规律、道理、法则的意思。战争的理念既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那么要想在战争中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就必须不断变化自己的作战手段、谋略措施,不断变化自己的外在之“形”,而以假象示敌,从而达到欺骗敌人并诱使其上当的目的。但是,诡诈绝非任意胡来,它是有其内在规律和逻辑的,只有遵循了它的规律和逻辑,才能诱使敌人上当却不上敌人的当,此其一;其二,不可将全部的战争科学一律概括为“诡道”,因为“诡道”只属于军事谋略范畴的特点,却并非其他范畴(如“五事”、“七计”等)的特点。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语出《计篇》。意谓:进攻要乘敌人毫无准备,方式或途径要让敌人根本想不到。这是兵家克敌制胜的奥妙所在,不可能事先具体地进行教授或作出规定。张预注:“攻无备者,为懈怠之处,敌之所不虞者,则击之。……出不意者,谓虚空之地,敌不以为虑者,则袭之。曹操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虽然字面意思和所含道理不难理解,但它却是孙子关于诡道理论的集中归纳和高度概括,甚至也可以说是孙子全部制胜韬略的初始目的所在。那么,如何才能达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呢?孙子在这句话之前列举了十二种具体方法,即学界所谓的“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实事求是地说,这十二种方法并不可能涵盖战争中所有诈敌欺敌乘敌的具体形式。因为,战场上敌我双方对峙的形势千变万化,难以逆料,而制胜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也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地推陈出新。正因为如此,孙子才在列举了上述十二种具体方法之后,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一句话概括之、归纳之。而所谓“兵家之胜”,是指兵家克敌制胜的奥妙;所谓的“不可先传”,是说其不可能事先具体作出规定或进行传授。

战场上,所以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因为敌人在“无备”和“不意”的情况下最易被打败甚至消灭。应当说,孙子的这一思想不仅极为深刻,而且非常严密和周到,其真理性,其重要意义和重要价值,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印证。

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语出《计篇》。此语非常重要,无论在《计篇》,还是在《孙子兵法》全书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孙子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庙算。

这段话也不难理解,关键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算”和什么是“庙算”。原来,古人每逢有重大事情需要做出决定,必须在祖庙召开由国君和大臣们参加的高层会议,研究和分析利弊得失,提出应对的具体措施。“兵者”乃“国之大事”,当然更要如此。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庙算”。而这里所谓的“算”,属名词动用,本来是指用竹子或木片做成的筹码,在本义上应当写做“筭”。“庙算”时,自然要分析和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势或劣势,凡具有优势的一方,即称为“得算”,优势多者当然“得算”多,而“得算”多者交战时获胜的概率自然就大。所以,孙子最后肯定地说,“多算胜,少算不胜”,“无算”就更不可能“胜”(“而况于无算乎”);并说,“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那么,“庙算”都需要“算”些什么呢?或者说“庙算”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即前面所说的“五事”与“七计”,也就是所谓的“道”、“天”、“地”、“将”、“法”和“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所以,孙子关于“庙算”的话,实是对《计篇》上述文字一个总结,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计篇》实际上也可以称为《庙算篇》。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古时候的“庙算”,其实也就是后世高层的战略决策会议,并且这种战略决策有时候也并非一定要通过高层集体会议的形式作出来。例如,三国时曹操在和袁绍的整个对决过程中,就似乎没有经过那种原来意义上的“庙算”,他的所有正确决策,实际上几乎都是在其属下智谋之士个别进谏时做出的。但是,“庙算”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它的重要意义都不可低估。因为,究竟是“先胜而后求战”还是“先战而后求胜”,都必须靠它来解决,有无正确的“庙算”决策,实际上决定着战争双方的胜负。楚汉战争时刘邦的汉中决策,三国时刘备的隆中决策,中国共产党19351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决策,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孙子“庙算”思想的重要意义和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