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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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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变篇

  

 中国古代的军事术语。九变,直译为多变、变幻。《说文解字:“九,易之变也。”《说文解字:“变,更也。”先秦子书中常见“九变”一词,如《管子·九变》述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原因有九,《庄子·天道》述明道先后,亦以“天”、“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为“九变。”王皙注:“九者,数之极。用兵之法,当极其变。”张预注:“变者,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谓也。”“九变”在此处指的是作战指挥的灵活机动和多种变化

正如《虎钤经·三才应变》所论:“《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用兵之术,知变为大。”战争中的情况瞬息万变,有利的战机稍纵即逝。因此,在战争中争取先机之利,必须知九变之术,善于通权达变,以害为利,不可“无权执一”,拘泥不变。正如《小尔雅》所述:“变,易也。”《白虎通》所述:“变者,非常也。”以我为主的“变”能够附带产生更多的作战主动性。

孙子主张,将帅要能打破一般的常规和习惯思维的限制,善于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实施机动灵活的指挥;必须掌握“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等五种不同情况下的机变处置原则,而不能死守教条、墨守陈规;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化战法去夺取战争胜利,而不能因循守旧、唯命是从。上述这些主张和要求,体现出孙子强调主动性和灵活性的作战指挥特色,即作战指挥要随机应变、需灵活机动。识常变、善应变,是作战指挥的灵魂。“九变”在作战指挥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如《始计》所述“因利而制权”,如《虚实篇》所述“因敌变化”,如《九地篇》所述“践墨随敌”等。这些策略论述的都是指挥作战灵活应变问题,即在了解作战指挥普遍原则基础上,因情施计、机变指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置,以期赢得主动。

  

 中国古代重要军事术语。《说文解字》释:“利,銛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的本义是利益。如《孟子·梁惠王上》:“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后引申为有利于。如《老子·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吕氏春秋·当染》:“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说文解字》释:“害,伤也。”“害”的本义是伤病,后引申为灾害、祸害。如《汉书·高帝纪上》:“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后引申为害处。如《荀子·荣辱》:“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利害”指的是利益和患害。《国语·周语上》:“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战国策·秦策三》:“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 此外,“利害”还有厉害之意。

至于“利害”在军事层面的阐释,孙子兵法》之《九变篇》认为:“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的本义是指混合、掺杂,在此处引申为兼顾。故此处之“利害”,指的是将帅指挥作战必须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权谋定夺、趋利避害“杂于利害”则指的是要充分预见并考虑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并针对“利”和“害”做出相应的作战配置和计划安排,旨在使“利”的效益更大,而使“害”的生成得到预防或尽量降低。张预注:“智者虑事,虽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变通之谓也。”

孙子主张将帅在筹划战争时要兼顾矛盾对抗的双方的现实的遗迹潜在的利益和企图,在此基础上权衡利弊得失,作出正确的处置和决策。在有利条件下要考虑到不利因素,而在不利条件下则要考虑到有利因素这样才能有备无患、趋利避害。后面所论的“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说的是作战谋划制定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精神心理要平衡稳妥、张驰可控。即“见害思利”,树立信心、增加魄力,使所做的事情得以顺利发展;“见利思害”,谨小慎微、提高警惕,使所做的事情防患于未然。此处的“信(shēn)指进行,即坚持做下去。此处的“,指的是排除、解除、预防。《虎钤经·兵机统论》:“善战者,杂于凶而难可释,杂于吉而难可壮。” 

“杂于利害”在指挥层面的反映,就是指挥决策者在作战方案制定之时,要科学、客观、全面,同期设计出多种作战行动方案来,以应对可能出此案的活顺利或阻碍的不同情形,且需经过详细推演和模拟,使得作战方案更加符合未来实情,因敌制宜、因敌而胜。方案的制定不仅仅要考虑到不同时节计划的成功推进,更要料想到不同时节计划的遇阻受挫。只有对后一类情况做出更多的考量,才能够在作战进程中遇危不险、逢凶化吉。在实践层面,“杂于利害”在当代条件下具体地表现为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即多种作战方案的制定、模拟和推演。

君命有所不受

中国古代作战指挥理论术语。《说文解字》释:“命,使也。从口,从令。”“命”的本义是命令,后引申为使命。如《左传·昭公十二年》:“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左传·宣公二年》:“弃君之命,不信。”“君命”,即指国君的命令。《说文解字》释:“受,相付也。” “”的本义是接受、受领、执行《九变》:“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曹操注:“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贾林注:“决必胜之机,不可推于君命;苟利社稷,专之可也。” 司马穰苴也主张“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汉简本无此“君命有所不受”句。

“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军事术语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环境,即古代交通不便,通信落后,越境千里,情况多变,君主不可能随时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因此,其所得到的战场信息大大落后于战场情形,其所下达的指令也很难实时作用于现实战场,故难以极具针对性,有效性也就相应大幅降低。为了赢得作战胜利,前线指挥员必须根据战场变化了的情况实施指挥,而不必机械地执行与战场实际情况不适合的君命,这一暗合了孙子所主张的“兵贵胜。”然而,“君命有所不受”作为指挥原则的存在是有前提和条件的。总的原则是利国、利民,利于战争全局。“君命有所不受”这一作战指挥原则的实施的具体条件是无法或来不及等待新的君命。“君命有所不受”的实践运用主要体现于战术层面,如同《九变篇》所述“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等。

“君命有所不受”指挥原则,集中反映了“兵贵胜”的实用主义特色,反映出孙子对于灵活应变的极度重视,揭示了用兵作战的一般指导性规律,即如何积极应变或先变以赢得作战主动权。“君命有所不受”通常不适用于大的战略层面,否则,将会生成非常消极地结局。如果把“君命有所不受”作为违抗命令的借口,那么,整个军队就无法统一意志、无法统一步伐、无法统一行动,就必然导致战争全局败。“君命有所不受”在战术层面成功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如春秋末期,齐景公派重臣庄贾为新任将军司马穰苴的监军。庄贾喝酒误事,且傲慢无理,目无军纪。司马穰苴根据“君命有所不受”原则,处决了庄贾,严明了纪律,终于大败入侵的晋军和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