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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等11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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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1家注文

              曹操等注家介绍

 

  曹操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毫州市)人,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今存传本《孙子兵法》的核定人。曹氏在《孙子略解》序中写道:“吾见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   
曹操时代,《孙子兵法》传本大约仍然较多,为之作注解训释者,亦大有人在,然而人们对孙武之书并无深刻透彻的理解(“末之深亮”),故对《孙子兵法》的解说、比拟之文(即“况文”),如同汉末儒家烦琐注经的文字一样,均太烦琐而不得其要,故曹氏一概屏弃,而另撰《孙子略解》。曹氏注文确是简明扼要,又切实际。依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刊《孙吴司马法》本,《孙子》十三篇本文约6000余字,而曹氏之注,仅312条,3082字,仅及《孙子》本文的一半稍多一点。较之当时“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烦琐注经,实有天壤之别。曹氏之注,清新简明,切合实用,故深受世人欢迎,曹注一出,前此“训说、况文烦富”的注解,即刻被世人抛弃,唯曹注独行。故其后注家无不以曹注为“参照系”,而《孙子》十三篇之本文,也随曹氏定本而独传。宋刊《武经七书》时,独《孙子》附曹氏之注,也是对曹氏情有独钟。 
  在曹注中曾有:“若主弱客强,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谋攻篇》“十则围之”注)一语,曹操擒吕布时在建安三年(198年),故曹注《孙子》,必成书于公元198年之后。

  孟氏 生平不详。《隋书。经籍志》兵家类中于“《钞孙子兵法》一卷”下注曰:“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由此知孟氏为南朝梁代人。唐宋时期,其注曾被收入《纪燮集注孙子》及《五家注孙子》等书中。孟氏之注,偏重于文字解诂。《孙子十家注》中计存孟氏注68条。

  李筌 正史无传,约生活于唐玄宗至唐代宗时代,号达观子。以居少室山,自称“少室书生”或“少室达观子”。少室山即今河南登封之嵩山。所撰《阃外春秋》于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上之,其时李筌尚为布衣。后撰《太白阴经》于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上表时,李筌已署“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史、上柱国”,又有《太白阴经序》,末署“唐永泰四年秋,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天宝二年、乾元二年、永泰四年,分别为公元743、759、768年,这一时段,大致是李筌著作的旺盛时期。另有他书记载,李筌曾任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等职。此人虽多有将略,然在安史之乱时,似未获重任。
  李筌注《孙子》,初见《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卷。《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均作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李筌注孙子三卷”,曰:“右唐李筌注。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郡斋读书志》卷十四)李筌之注显然是在曹注基础上有所补正:一是注意到孙武十三篇的系统性,整体性,并对其篇目排序,有所交代。二是多有史例引入,即晁氏称“约历代史”。三是对曹氏之注有所纠补,如《虚实》篇“饱能、饥之”句,曹注曰:“绝粮道以饥之”,李筌则日:“饥敌之术,非止绝粮道”,并以隋高颍所献平陈之策(“误农时…‘焚积储”等)以证之。其四是引入《太一遁甲》,乃使其注增加了神秘色彩。据现存《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李筌注有364条m,是“十家注”中分量较大的一家。

  贾林 中唐名将李抱真的门客,正史无传。旧、新《唐。书》的《王武俊传》中,均言及贾林作为李抱真的辩客,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受李抱真之遣诈降叛将王武俊,并以“传诏”之名说服王武俊归顺朝廷。此行,机谋与辩才并显,欧阳修为之赞曰:“贾林以一语寤武俊,轧兵相仇,折幽蓟之锐,洮失其朋,不出孤城,终底覆夷。”(《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一)对贾林以口舌平叛之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贾林注《孙子》,《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等,均著录为一卷。《郡斋读书志》未单独著录,然有《纪燮注孙子》三卷,自注曰:“唐纪燮集唐孟氏、贾林、杜佑三家所解。”据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统计,《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计存贾林注140条,其特点是简明,且思虑较周全、平稳。如对将德“智、信、仁、勇、严”注曰:“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所注比较务实,更注意了其整体的相互关联,要言不烦,风格颇近于曹操。大约正是这一特点,使他能跻身于“十家注”之列。又,贾林对孙子本文的校勘、是正也有所顾及,也是贾林注的重要特色。     
由于《宋史·艺文志》所录《五家注孙子》的“自注”中,将“五家”列为:“魏武帝、杜牧、陈皞、贾隐林、孟氏”。有人就认为“贾林”是“贾隐林”之误,或以二者为一人。这一判断是错误的,是由《宋史》“自注”之疏误所引起的。“贾隐林”,在旧、新《唐书》中都有传,此人以护卫皇帝之功,封为武威郡王,并未注《孙子》。 

  杜佑 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省长安县)人。中唐名相。杜佑一生做官,从县丞做到宰相,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外官数任节度使,多次掌管钱米财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治国方略。此人虽“位极将相”却“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旧唐书·杜佑传》)。既是高官,又是学者。此人的志向,并不在于兵书的注疏,而是要对经国理政的典章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前此,有刘秩撰《政典》三十五卷,颇为时贤称赏,而杜佑看后,则认为其书并非完备,多有缺漏,乃因而广之,扩成二百卷,号日《通典》。此书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编撰,至贞元十七年(801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旧唐书·杜佑传>),前后历时三十五年。    
《通典》二百卷,分九门,依次是:《食货》十三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法》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由这一框架分类可以看出,杜佑的基本立足点完全在于安邦治国,其中《礼》一百卷,独占全书之半,尤其引人注目。“兵”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占有十五卷之内容。    
《通典。兵部》十五卷,又称《兵典》,《孙子十家注》中杜佑之注,即取自《兵典》。<兵典》的编撰,明确以孙武十三篇为纲领。杜佑自言:     
语有之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    
杜佑既以孙子十三篇为纲领,为指导,故多引其文并阐释之,《十家注》中的“杜佑日”,即取自《兵典》中对《孙子》引文的阐释。所取其注,并非全部原文照录,而是有选择,有字句改动。据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统计,《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录杜佑注160条,颇多引曹注,亦间有“王子”等人注解《孙子》的佚文。亦有申释、补充曹注之效果。     
《兵典》既以资料丰富、详备为长,又明确以《孙子兵法》为纲,故《兵典》一书实为解读《孙子》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杜牧 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省长安县)人,杜佑之孙。牧为晚唐时期著名诗人,与李商隐并以诗才见称,世人誉之为“小李杜”,几可与“大李杜”(李白与杜甫)齐名。     
  杜牧其人,可谓才华横溢。历官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出为湖州刺史,迁中书舍人。杜牧为人“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新唐书·杜牧传》)此人既有脱世之才,又有济世之志,故其诗赋文论无不表现了狂傲之情。      
宋人晁公武日:“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可见,杜牧之喜兵,乃其志向之所在,其对孙武的推崇及倾全力以注《孙子》,乃势所必然也。 杜牧既自视甚高,又喜论兵,故对孙武之书既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而对注《孙子》之书,又有严苛的要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写道:牧以武书大略用仁义,使机权,曹公所注解,十不释一,盖借其所得,自为《新书》尔。因备注之……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       
杜牧以孙武书的要旨在于“用仁义,使机权”,可谓识其精髓;又以曹公之注“十不释一”,而将其真切的体验自为《新书》,亦可称切中要害。而杜牧“备注之”,实欲取曹公而代之,要成为注解《孙子》的第一大家。据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统计:杜牧之注376条,并认为:“数量多,质量亦较高,故有称其为曹操之后第二大注家者。”其实,杜牧本意绝不是屈居“第二”。且看其《注孙子序>所言:予因取孙武书备为其注,曹之所注亦尽存之,分为上中下三卷。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 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      
杜牧既将曹注全部包容其中,又直接与孙武之书紧紧捆绑在一起,杜牧已把自己所注奉为后世兵家不可逾越的“圆盘”了。此实自居注家之首位也。《孙子·九变篇》“城有所不攻”句,杜牧注文有言:“国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间,凡四攻寇。”唐宪宗元和三年为公元808年,此距杜牧注文之“今”已30年,知杜牧注《孙子》,当成书于公元838年,即唐文宗开成三年。

  陈皞 正史无传,其名于《唐书》中仅一见,即《新唐书·艺文志》录:“陈皞注《孙子》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陈皞注《孙子》三卷”,并注曰:“皞以曹公注隐微,杜牧注阔疏,重为之注云。”由此知陈皞之注当在杜牧之后,其意则在于订补曹、杜二注之不足。今刊《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陈皋注仅113条,数量不多,其对曹、杜之注,却有明显的补充、彰明之效。如<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句,曹操注曰:“未战而敌自屈服。”杜牧注曰:“以计胜敌。”陈皞则注曰:“韩信用李左车之计,驰咫尺之书,不战而下燕城也。”较曹、杜之注,皆更为明朗、准确。又如“五则攻之”句,曹操讲“三术为正,二术黾为奇”;杜牧亦讲我方之兵如何为“三、二”之分,陈皋则曰:“兵既五倍于敌,自是我有余力,彼之势分也。岂止分为三道以攻敌?”陈皞之注亦明显针对曹、杜而发。可见,陈注虽不多,确有对曹、杜之订补,并相得益彰之效。

  何延锡 《十家注》称“何氏”。大约吉天保在辑录《十家注》时,对此人尚不了解。何氏,名延锡。此人本是五代十国中南唐李煜的部将,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延锡兵败涡口(今安徽怀远县东北),被周世宗柴荣与赵匡胤斩杀。何氏所注《孙子》,至宋始有流传。《崇文总目》录为二卷,题“何延锡注”;《通志·艺文略》录为一卷,亦明标“何延锡注”,《郡斋读书志》则称“何氏注《孙子》三卷”。《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录存何氏注168条。条数不算太多,其特点是引录了大量的战争史例,大凡讲到具体方略之处,何氏均有相当数量的战争实例引入。这对于理解《孙子》原文及他人的解说,都极为有利。这一特点,也正是何注的优势所在。

  王皙 宋初人,约生活于宋太宗至仁宗时代,《宋史》无载。《通志·艺文略》录“王哲注《孙子》三卷”,列梅尧臣之前。“哲”“皙”形近,二者当是一人。据《宋史·艺文志》载,王哲另有《春秋通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据《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王皙注存349条,是数量较多的一家。王皙注文虽然不算太多,也颇有自己的特色:其一,比较注重道义,常能着眼于政治大局。如《计》篇对“五事”注曰:“此经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又曰:“道,谓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得死力者,所以济患难也。”在言及“诡道”时,王皙又强调说:“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诡道是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对自己的部众,必以仁信为本。王皙之注凸显了儒家思想的特色,此与《宋史》所载王哲撰有《春秋通义》,思想倾向当十分贴合,或可由此认定“哲”“皙”二者就是一人。      
其二,与曹注密切配合,是王皙注的又一大特点,或表示赞同,或表示反对,或疏通,或驳斥,或另立新说而两存,均有实例,无须备举。     
另外,王皙注中对原文校勘亦很看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皙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有以上之优势,故能并立于“十家”之中。

  梅尧臣 北宋名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州市)人,以工诗知名,欧阳修引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宋史·梅尧臣传》言:“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宝元、嘉袼中,仁宗有事郊庙,尧臣预祭,辄献歌诗,又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宝元、嘉祜,均为宋仁宗年号,时在公元1038-1039年及1056—1063年,此二三十年间,尧臣常随侍仁宗。尧臣既以诗闻名,又撰《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等,是宋初著名学人。梅尧臣注《孙子》,《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存录484条,数量仅次于张预。尧臣之注,一是文字简洁,二是常能抓住关键之字、词,切中要义。如《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诸家之解各有所中,尧臣独抓住一个“危”字大做文章:“危,戾也。主有道则政教行,人心同则危戾去。故主安与安,主危与危。”危,本指高峻,高峻则危险;戾,错乱,错乱则生罪恶。主有道,危戾即可远去,无道,灾难即会降临。由此一字之解,即可使主旨大明。又,《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句,梅氏注:“地虽日亡,力战不亡;地虽曰死,死战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可谓言简意赅,一语道破其间的辩证逻辑。    
宋初,曹操、杜牧、陈皋三家之注为世所重,欧阳修则曰:梅圣俞之注,当与三家并立而传,甚或胜出三家也。此评或有偏爱梅氏之意。

  张预 北宋中期兵学家,宇公立,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曾撰《十七史百将传》,始于太公,终于五代刘词,每传皆取自正史而缩节之,传末断以《孙子兵法》。其序日:“臣尝读杜牧《注孙子序》,至其所谓‘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系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于盘也。”’臣始谓此言非至论。及观历、代史书,上下千余载间,将兵者所以成,所以败,莫不与武之书相符契,由是乃以牧之言为信然。此后,张预即撰辑《百将传》,数年后成书。大约在《百将传》成书后,张预即着手注解《孙子》十三篇。      
今刊《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计存张预注530条,是十一家中注解条数最多的一家。在十一家中,张预成书最晚,综观其注,大致是在通览了前此诸家注释之后,带有明显的综合与总结性质。首先,张预注意了《孙子》十三篇总体结构的相互关联,每篇篇题之下,张预都注明它何以居于这一位子,与前后篇如何紧密相连,从而使“十三篇”形成一个整体。其次,张预注文堪称详备,几乎所有的关键之处,都能看到张预的注解。其注文虽多,但并无冗长累赘之言,而且常有与其他注家互动之处。其三,张预之注,征引文献与史例,亦特别丰富。既已撰《十七史百将传》,显然有了丰厚的资料基础。所以,在“十家注”中,张预一家亦十分引人注目。今人或称曹操、杜牧、张预为注《孙子》之三大家,不为过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