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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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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识

1. 富国强兵,德力结合

——兼容意识

 
 
  中华文化是一个多侧面的复合体,各个学派都有各自的侧重,甚至相互排斥,而孙子兵学文化意识却有着极大的包容性。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和区域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结果。其内º包括德文化、力文化和道文化三种文化意识现象。孙子兵学涵盖着这三种不同倾向的文化意识,并得到和谐统一。
  德文化意识又称道德意识。它是以重视人的伦理道德,积极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以达成社会稳定、统一和进步的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最初由儒家提出和倡导,并得到其他各家部分人物的赞同。这种人文意识不是重视人之“力”,而是重视人之“心”。它所说的“心”,多数情况下也不是指心智,而是指心性,即人的精神满足和品德修养。二是力文化意识。这个“力”可以理解为劳动力。力文化意识与德文化意识持不同取向,它不是以单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为要务,而是着力于调动人的体力与智力,尽可能多地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也就是通过有效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生活、生产的必需品。
  孙子兵学文化不存在单一归属的性质,它既包括德文化意识,又包括力文化意识,与道文化意识也不绝缘。首先是《孙子》德文化意识。整个中国传统兵学都受到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制约,在对外交往上提倡讲信修睦,以诚相待,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孙子》论战争强调以道为首,君主有道,战争要师出有名;《孙子》论将则把仁爱、信义作为将帅必备的素质和条件,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道德品格;治军要做到“上下同意”,带兵要“视卒如婴儿”“如爱子”;对战争要采取慎重态度,主张“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等等。这些都是偏重于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含义,是德文化意识的集中体现。
  其次是《孙子》的力文化意识。军事是由政治派生出来的,从暴力的特定视角看,与力的大小密切相关。战争的进行,战斗力的持续发挥,依托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体力、智力的大量支出。兵学文化无疑属于力文化意识的范畴。战争行为相互之间较量的实力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战斗力。“将孰有能”“兵众孰强”“士卒孰练”都属于战斗力;“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无粮食则亡,无辎重则亡,无委积则亡”则是经济实力和保障能力的体现;“兵家者流,用智为先”(杜牧语),《孙子》确实把智放在突出位置。
  其三是《孙子》的道文化意识。道文化意识与兵学貌似疏远,其实也不绝缘。《孙子》强调“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本身就有顺其自然的道文化意识。由此可见,孙子兵学文化意识具有很强的兼容性。这既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
 
2. 兵无常势,变化无止

——应变意识
 
  变的意识最初是由《易经》所阐发的。按照易学的解释,“变”与“常”是相对应的,一般把循规蹈矩叫做“常”,不墨守成规叫做“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应变就是依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变换行为方式。《孙子》反对墨守成规,主张依据敌情变化采取作战行动的思想,就是对这种传统文化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在战争中之所以重视应变,是因为战争自身是一种急速变化着的事物。从事战争的人,对每一次战争、战役、战斗,都应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迅速做出恰当的反应。正是基于这一点,《孙子》提出“变”的概念。它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又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这里所说的“五声”“五色”“五味”“奇正”都突出一个“变”字,也就是应变意识的集中体现。
  《孙子》不但主张变,还提出要巧变和善变。它认为作战计划是必要的,但战争指导者即使已有作战预案,也不一定一味固守,还要善于根据战争急速多变的特点,以变制变,相机取胜。应变意识是军事活动的最大特点,应该成为军事家的本能,不仅体现在战争指挥的全过程,而且贯穿于军事发展的全过程。
 
3. 兵情主速,机不可失

——时效意识
 
  《孙子》书中有一句话是“兵之情主速”。这句话可以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时效,即在相同的时间里,争取最高的时间利用率。二是时机,指善于掌握机缘、机会。这两者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时机掌握得好,会增加时效;时效提高了,又能有利于人们选择好的时机。不管是时效或是时机,都反映了《孙子》的时效意识。
  《孙子》在论述用兵要诀时,做过详尽的说明。《作战篇》说,“其用兵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又说:“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为了进一步说清楚快速取胜的道理,《孙子》又提出了“势”和“节”两个概念。《兵势篇》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一个道理,若以同等的力量,取不同的速度,会产生不同的冲击力量。也就是说,一切军事行动唯有快,方能有最佳的效果。当然如前所说,快速用兵,除了快这一层意义外,还包括时机的掌握。选择好一个有力的作战时机,常常能相当于增加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兵力。反之,坐失良机,也可能使Ô先占据的优势地位顿时消失。因此,时效意识在军事领域尤其显得突出。
 
4. 为敌司命,我主沉浮

——支配意识
 
  支配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现象,指的是一方辖制、控制或调动与之对立的一方。既为支配,就有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分。一般来说,支配者处于主动地位,被支配者处于被动地位。一切军事行为,唯有主动,才能取得战争的自由权。一旦陷于被动,便失去了自由。可见,自由权获得与否,是战争胜负的命脉之所在。《孙子》把这种支配权称为“为敌司命”,意思是使我军成为敌军的主宰,也就是说把敌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至于在战争过程中如何取得支配权,《孙子》的论述更是丰富多彩。比如说,出兵要指向敌人来不及救援的地方,行进于敌人预料不到的方向,也就是“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又说,用兵的准则,在于“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这里所说的“不及”,是指对方来不及还手,“不虞”是指敌人预料不到。说到底,有着强烈的支配意识,才能千方百计地争取主动,而设法使对方丧失主动,我方就能稳操胜算。
 
5. 军争之难,催人奋进

——竞争意识
 
  是孙子兵学文化的内容之一。《军争篇》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合而舍,莫难于军争。”在孙子看来,战争中争夺制胜的有利条件,是一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事。
  古人把竞争解释成比赛和争逐。《庄子·齐物论》里出现过“有竞有争”这句话,郭象把它解释成“并逐曰竞,对辩曰争”。“并逐”,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同时追逐一个目标。“对辩”,则是指在同一场合彼此间你一言我一语地展开辩论。现代社会心理学家也对竞争作过界说:凡是某一个人或若干个群体在某种特定利益的推动下,进入了一种相同或相似的比试状态,并力求胜过对方时,便是竞争。因为这种行为将意味着,当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进入或接近目标时,会相应地妨碍其他人或其他群体进入目标。
  在孙子看来,两军的竞争,不仅是有形条件的争夺,最重要的是打掉敌军的锐气和动摇对方将领的决心。“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要靠强烈的竞争意识牢牢把握精神制高点。《孙子》之所以看重竞争,把竞争意识置于兵学文化的前沿位置,是因为在它看来,有竞争意识是取胜的前提。有了竞争意识,就会重视对时间、空间的利用,就会重视对速度、效率关注,也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想方设法的地利用对方的弱点。
 
6. 战法多端,取舍维艰

——选择意识
 
  选择是指人在社会行为里,于不同的途径、方式、方案中经过可行性的研究、利弊得失的权衡,最终确定一种合乎目的性的便于操作的最佳方案。这是人的自觉能力的一种表现,也是《孙子》所倡导的一种军事文化意识。
  《孙子》的选择意识主要体现在战略决策、作战行动的确定等各方面或层次。如战略决策上,它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还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一切军事举措都要¾过精心选择,而不是死板的规定,应在击与不击,由与不由,攻与不攻,争与不争之间做出选择。关于作战形式,更不能死守一种战法,而应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敌情地形,选用不同的战法。
  当然,《孙子》所说的选择,同现代管理科学中“信息的选择接触”观念有所不同。在后者那里,已经被选取的信息和废弃的信息,在选择者心理意识上往往“互补协调”,而在前者,则并非如此。即使选定了某一战略、某一方案,抑或某一将领,但不等于在而后的实施过程中加以固守。恰恰相反,在实践中应不断地观察验证自己的选择效果,有的时候要弃旧图新,有的时候要弃新复旧。即使已经放弃的方案,也可以重新选用,如不妥,再更换新的方案,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而如果对选取的信息与废弃的信息取相互排斥的态度,是绝难做到这一点的。总的来说,重视选择,是军事斗争艺术高超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中华兵学文化意识早熟的一种体现。
 
7. 数中见胜,量质兼顾

——量化意识
 
  数是个最普及的概念,看似平常,但在数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数学,却是可以称得上高度抽象性的科学。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启动人的智慧思考。在《孙子》书中虽然还没有数学这个概念,但数的意识却相当明显。在十三篇里频繁出现数,而且这些数都与计算相联系。《始计篇》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可见“计”的活动就包括着“算”。所谓“计”,它的一项功能就是计量,而计量就离不开数。如果把各种精确的数据进行有规则的运算,便是计算。总之,在研究兵学理论时,引进数的概念,是孙子兵学的一大成就,也是《孙子》的一个亮点。
  《孙子》运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一个事物或一个哲理的段落,随处可见。比如《计篇》:“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就有一、二、三、四、五这些数字。《作战篇》的开头有“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使用了十、千、万这几个数字。同一篇里,又有“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弓,戟楯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使用了十、六、七这几个数字。据统计,在《孙子》里,通过数字解读兵学内容的地方,共有151处,用过的数字总计有13个。其中用得最多的是五(27处),其次是三(24处)、一(21处)、十(17处)。在有的篇幅,虽然使用数字不是用于计数,是借用某一数字形象地说明相关的道理。如“九天之上”“九地之下”,这里的九是表示一种极限,言其高不可及和深不可测。《孙子》在2500多年前,能对量与质的关系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在量化中进行军事活动,军事才可真正成为科学。
 
8. 直言功利,不饰虚言

——功利意识
 
  崇尚功利是《孙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是敌对双方矛盾冲突达到不可调和地步的产物,是解决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后手段。战争的这种属性,决定了它的重心必然落脚在“利”上。《孙子》中论“利”至少有43处,分布于11篇。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兵以利动”“兵,利也,非好也”(《见吴王》)。综观《孙子》之论,可以说追求和维护利益是《孙子》战略目标的命门,也是选择运用战略战术手段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孙子看来,求利是战争行为的主要目的,没有与利益无涉的战争。孙子对当时及其以前仍在盛行的“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的说教敢于叫停,这表现出其极大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政治、军事见解。这种意识对于正确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无疑是有利的,而一切虚假的仁义道德和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只能是误人误己,贻害无穷。
 
9.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务实意识
 
  诡道用兵是孙子军事思想的突出特点,也是孙子军事论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孙子》的这一军事命题,是开先河之作。在春秋以前,出于尊天子、治诸侯的需要,大讲“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这就使诡诈用兵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束缚。有的墨守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成为这种迂腐观念的牺牲品;有的可做而不可讲,对以诈取胜的成果给予默认,而对这种行为不予奖赏。《孙子》吸取了前人“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引晋子反语)的合理思想,冲破旧观念的禁锢,响亮地提出用兵就是一种诡诈行为,诡诈多变才能成功。
  如何实施诡道之术,《始计篇》列举说:“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Å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归结起来,凡能有利于达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做法,都可以广泛实施。在《孙子》十三篇中,有关虚实转化、奇正相生、示形动敌的论述比比皆是,可以说这些都是诡道思想的延伸,也是孙子军事伦理观念的体现。古今中外一切战争无不实施诡道,其战例俯拾皆是,而现代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战争中高科技的广泛运用,把诡道用兵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10. 以智使力,战胜不费

——效率意识
 
  《孙子》主张对敌作战,要讲究谋略,就是用计谋战胜敌人。它在《谋攻篇》做了专门论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用兵作战的上策是以谋略战胜敌人,其次是运用外交手段,再次是以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才是攻城。这表明《孙子》把以谋胜敌,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看作是最佳手段,其次则等而下之。《孙子》进一步阐明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意为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屈服而不用直接交战,夺取敌人城邑而不必采取强攻,攻破敌国也无须持久作战。就是说,要以全胜的谋略争胜于天下,达到军队不受顿挫而又获得完满的利益的效果。这个以谋取胜用兵Ô则的出发点就是源于效率意识。
  由于战争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军事谋略的运筹必须同时考虑纵横交错的复杂因素,除了要谋划战争外,还要统筹与战争相关联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另外,谋略制敌的奥妙就在于“战胜不复”,每一次谋划都不能简单地重复以往的套路。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不断提高运筹指挥能力,特别是信息化战争中,影响战争进程的因素更为复杂,战场情况变化更加迅速,双方斗智斗勇的技术平台更广阔,更应该很好地品味《孙子》这些思想意识的主旨和神韵。
 
11. 多元共处,惠泽恒久

——和谐意识
 
  《孙子》这部以对抗为基调的兵法,并不排斥“和”,而且它的一切对抗理论都是以“和”为终极目的的。“和”是中国古典文化理念中极为重要的范畴。《说文》说:“和,相应也。”即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及事物中存在的各种对立因素的共处关系。《尚书·尧典》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国语·祁语》记载周太史史伯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史伯提出的“以他平他谓之和”,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故能产生新事物,故曰“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复迭加,那就还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故曰“同则不继”。孔子还对“和”与“同”的本质做过严格的界定区分,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还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对于“和”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
  《孙子》将“和”的思想引入兵法,强调事物多样性的统一、矛盾对立因素的统一,这是中国古典兵学的特色。比如,对于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否进行战争、如何进行战争,国君要注重百姓的意愿。“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和“上下同欲者胜”,都是强调进行战争必须举国同心、全民合力、上下Ð调,方有胜利之本。在筹划战争的问题上,提出要通过“五事”“七计”的多因素对比,以预见胜负的可能性。对于作为“国家安危之主”的将帅,更是要求“智、信、仁、勇、严”五种素质的统一。在军队的治理和作战指挥中,强调要Ð调一致,“携手若使一人”。在对待俘虏问题上,《孙子》主张要善待俘虏,“卒善而养之”。在敌我关系问题上,主张要尽量谋求利益的一致性,要兼顾各方。“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它主张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这是在战争问题上的终极和谐意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孙子》和谐共处、惠泽各方的和谐意识,是处理国家、地区之间矛盾的富有积极意义的理念基础,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恒久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