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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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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建设

1. 重道卫道,师出有名

——关于以修明政治为首务的战争观和治军观

 

  孙子认为,“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只有政治开明,才能赢得人心,上下团结,一致对敌。因此,军队建设必须以政治建设为基础,战争动员要以正义为基础。君主是封建国家利益的最高代表,君主有道是国家政治开明的集中体现。“有道”,就是使人民有比较满意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道德;民众愿意为维护这种政治局面去作战。在军队里,要有与这种政治相适应的法规制度和统驭方法。各级将吏之间、将吏与士卒之间要有良好的关系,做到“上下同欲”,法规严明;管理手段方法要体现仁爱信义,与众相得,做到“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
  “道”是个历史的范畴,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也有所差异;不同国家、政治集团也有不同的诠释。概而言之,凡是顺应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主张,都可以称为有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看国家的政治基础或政策制定是否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是否具有真理性和凝聚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正义战争“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论持久战》)。战争性质决定人心的向背,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因为从组织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只有二者合力的夹角越小合力才能越大,这样才能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和军队,即使处于上升发展时期,它们的“道”也是有局限性的,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上下同欲”,但在为推·暴政、维护统一,或者共御外侮等环境下,也可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所以,对《孙子》政治建军的思想必须用历史的观点作具体分析。
  《孙子》重道循道思想中,还包括卫道的问题,即“修道而保法”。“修道”就是不断地修明政治,充实完善道义的内涵,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保法”就是宣传和捍卫道义法度,维护法度的权威。叛道与护道的冲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几乎是常态。当今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使战争(或武装冲突)受国际政治¾济关系、国际舆论、国家战略需求和对抗双方国内民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强,从而使当今的“修道保法”更加体现为国际道义之争。由于战争法的执行并不是绝对公正和有效的,超级大国与一些强国往往依靠其超强的综合国力,强力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片面利用规则、践踏破坏规则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在战争或冲突中首先就是总体“规则”的对抗,无论制定、解释或是利用规则,始终存在着弘道卫道与违规叛道的斗争。打赢信息化战争仍然首先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规则”博弈,获得话语权,从而得以对“规则”的利用和赢得国际道义的支持。
 
2. 将帅贤能,标格出众

——关于将帅的职责、标准及任用原则的观点
 
  将帅是军队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将帅的才干、素质直接关系到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和战争的胜负。因此,《孙子》特别重视军事活动中的将帅因素,在十三篇中有八篇都直接论及将帅问题。
  首先是将帅在国家和军队中的地位、作用。孙子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所以对将帅要尊崇和信任,做到“将能而君不御”。同时,任将用将又必须十分谨慎,要有识人之明,做到才堪重任,用得其人。
  其次是将帅应具备的条件。将帅的品质、才干是制胜的重要因素。因此,将帅应该有很高的标格。大而言之,要“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就字面讲,是指智谋、诚信、仁慈、勇敢、严明,但就《孙子》全书有关将帅的论述看,要比字面的含义广泛而深刻得多。它包括政治品质、军事素质、知识潜力、道德修养等各个方面。他们要有忠于国家,“唯民是保”,以“安国全军”为己任的政治品质;要有“伐谋”“伐交”的谋略才能,举措无穷的应变才能,“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的指挥才能,以及“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管理才能;要有渊博的知识,“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人情之理”,明古今之变,并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发挥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勇于负责的精神;沉着冷静、“不愠”“不怒”“静以幽,正以治”的心理素质;不怕“深陷于害”的牺牲精神;附众爱兵的仁爱胸怀和赏罚严明的执法原则,等等。总之,《孙子》在将帅的标准方面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许多见解是非常精辟的,深为历代兵家所推崇。
  当今,我们面临的是信息化战争,由于武器装备的性能阶段性的提高,战争样式突破性的发展,破坏力成倍的增强,使得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对抗程度更加激烈,战场环境更加险恶,对指挥员勇敢精神、决断能力和战斗意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指挥员战斗精神的培育更应该强化。各级指挥员要有意识地把执行重大任务、参加重要演习作为实践锻炼的大好时机,努力摔打自己。要在接近实战甚至超过实战的条件下对指挥员的意志品质、指挥能力进行磨砺。只有这样各级指挥员才能真正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3. 将军之事,静幽正治

——关于将领心理素质方面的要求
 
  在两军兵戎相见的战场上,“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规模庞大,境况严峻,事发突然,决策两难,将领的责任非同寻常。如果将帅心理素质不过硬,就难以适应和承受这种压力,所以对将领就有着特殊的要求。心理素质与人格修养、专业素养密切相关:人格修养用于待人,专业素养用于处事。而将领的素养更多的要靠磨砺,在“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的反复作用下,才能打磨出良好的心理素质。
  “静以幽,正以治”的具体表现是:首先要有良好的风度气质和管理内部事务的能力。将领统率军队在外,具有生杀大权,每一项决策都关系到全军将士生命的安危。将领的品格、素质会直接影响到士兵的心理,关系到士气和战斗力。所以,《孙子》主张将领要“静以幽,正以治”,也就是沉着镇静,处乱不惊,无论遇到多么错综复杂的局面,都要镇定自若,从容应对。在军队管理上则要公正严明,凛然正气,绝不偏私。除了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外,还要具有较强的人格魅力,这样才能统领全军步调一致地去争取胜利。
  其次还要有封闭式管理能力。在深入敌境的特定条件下,部队要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要“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通过一系列的手法蒙蔽士卒的耳目,使士卒处于一种严格的封闭状态之中,处于信息饥渴状态,从而对掌握信息的将领必然产生强烈的信任和依赖心理,也就一心一意听从指挥。将领要能有效地把握战局,统率全军转战自如,像驱赶群羊一样,“驱而往,驱而来”,得心应手。
 
4. 进退有则,淡然名罪

——关于将帅政治品质的要求
 
  孙子认为,将帅要鼎扛军国重任,必须有高尚的政治品德。首先是忠君爱国,按君弼国辅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这一点必须刻骨铭心,不能有任何疏忽和懈怠。受命勇进不是为了沽钓个人名誉;君命不符合实际时,不要回避违君命的风险,应该以“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为最高准则。在强调“受命于君”的同时,又提出“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张,认为“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国家根本利益着眼,要有高度负责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将帅必须具备的品格。在孙子的时代,能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在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今天,首先需要有强有力的干部队伍。而这个队伍的首要条件是政治素质,是国家首要的软实力,是影响国家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决定因素。作为军队干部则是决定国家安全、政权稳固的决定因素。
 
5. 明法审令,恩威并重

——关于以法治军的思想
 
  法制,按其广义的理解,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而建立起来的、用以维护统治的法律制度。其产生是随着军事活动而出现的,最早的法律条文大都见之军事领域,所谓“刑起于兵”“师出以律”,是这个历史现象的客观记述。在奴隶制走向全面崩溃的春秋时代,以法治军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孙子》书中对这一问题有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它包括“立法”和“行法”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立法”。它为“法”下的定义和内容界说是:“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就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职能分工及隶属关系、军需的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定,这是军队和军事行动的基本依据。其次是“行法”。有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军队行动才有章可循,部队才能按部就班的正常运作。因此,它认为战争双方,谁的法制健全而又能严格贯彻执行,谁就多一个胜利的条件,有完善的法制并确实贯彻实施,才有胜利的主动权。《孙子》不仅强调军队日常管理要靠法,而且作战行动也要体现法,如反复提出的“用兵之法”“谋攻之法”“攻城之法”“军争之法”“用众之法”等,都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
  纵观军事历史,任何国家只要有军就有法,军在法随。尽管它们以法治军的目的、手段方法各不相同,但都需要有完善严格的军法军纪,这是一条共同的规律。现代战争中,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更要求指战员能够随机应变,快速反应,而要实现这些,就必须有平时严格而科学的训练作为基础。“依法治军”是军事管理的高级阶段,“从严治军”则是军事管理的最基本原则。“依法治军”与“从严治军”有机结合,这是孙子治军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现代军事管理是法制化条件下的管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是当代军事管理的基本前提。
 
6. 修道保法,治军之本

——关于军队正规建设和法制建设的思想
 
  孙子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军形篇》)意为善于治军和用兵的人,要能够修明政治,确保法制,所以军队才能有效地管理,战时才能有效地控制战局并取得胜利。还说:“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所谓“法”,包括编制、装备、人事、后勤保障等一整套规章制度。这是一个条理清晰、内容透明、可操作性强的管理体系。这说明孙子早就意识到法治在军队管理中的重要性,并对法治运行和监督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修道而保法”不但包括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而且强调要保证法规制度的贯彻实施,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依规管理。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孙子》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其一,加强法制教育,营造依法办事的环境氛围。强调“令素行以教其民”,平时就要严格贯彻命令,管教士卒。“素行”,就是在实行法治管理时,必须创造有利于推动法治运行的环境条件,清除不利的环境因素。其二,强调法治管理监督机制。“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违法而不能惩治,就像娇惯的孩子是不可用来与敌作战的,是没有战斗力的。“不能治”,就是法制管理不落实,也就是法制管理缺乏监督机制而失去了应有的效用。为此,就要建立一套法律运行管理监督机制。其三,以赏罚作为提高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导向。奖惩机制在《孙子》中多处谈到,无论平时、战时都主张恰当使用,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对于增强官兵守法的自觉性无疑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古语说,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部队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其中借鉴《孙子》有关法制治军的思想,完善部队法制管理机制,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7.  文武互济,协调统一

——关于军队训练、管理的基本原则
 
  孙子认为,军队要生成和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必须通过有效的教育训练来养成。训练的方法,就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既要用政治道义训导,又要靠军纪军法强制执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武兼施、刚柔并济,既用道理说服部队,教育士卒,使之自觉地执行命令,同时要以军纪军法来统一步调,强制执行,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孙子》对这一思想进而分析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这个分析是中肯和理性的,文武两手确实缺一不可。用怀柔仁厚、政治教育等“文”的手段,以亲合力和感召力凝集人心,使部队从思想上达到高度统一;用军纪军法等“武”的措施使军队整齐划一,用硬性管理使部队形成执行命令的习惯,这样就能取得部下的敬畏和拥戴,部队就能有效地治理。否则,如果“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依法治军,奖惩分明,是《孙子》的一个重要的治军思想,也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唯有如此将领才能“与众相得”。这个思想与奴隶主所信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靠鞭笞杀戮的强制手段控制军队的做法,无疑是一大进步。而且其中体现的说服教育与执行纪律相结合的精神,更具有普遍意义。一切进步的有作为的军队也都强调以说服教育为主,以处罚制裁为辅。
  军队现代化程度越高,对纪律的要求就越严。要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纪律和良好的作风,必须借鉴《孙子》,加强思想教育,严格规章制度。为了适应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需要,教育训练必须要向正规化、系统化、科学化和标准化的方向发展。
 
8. 称胜为衡,兵强战胜

——关于着眼综合国力,均衡发展军备的思想
 
  孙子认为,取得战争的胜利,表面是因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实质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雄厚。它强调发展军力必须以加强综合国力为前提,反对不顾国力,盲目发展军备。孙子在《军形篇》中明确地提出了“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称胜”观。认为军备的发展必须掌握“度、量、数、称、胜”这五个环节,即国家幅员面积的“度”,决定国家物质资源的“量”;“量”决定武装力量多少的“数”;“数”决定综合国力的“称”;“称”决定战争的胜负。这个逻辑关系核心是“称”,即强调发展军备要着眼综合国力,各环节要保持恰当的比例、协调平衡,才能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否则,盲目追求军备的单项优势,缺乏稳定的基础,终会因失去平衡或者说跌入“短板效应”而误入歧途。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中,孙子就是用这一理论观点来预测晋国六大政治势力的发展趋势的。认为范氏、中行氏等,君臣骄奢,民众贫困,赋税过重,养兵过量,“冀功数战”,必先灭亡;而赵氏君臣俭朴,赋税合理,养兵适度,民众富有,具有雄厚的战争潜力,有可能最终取得晋国政权。从中可以看出,军队的数量受国家物质资源和经济实力的制约,军队建设要与国家经济实力相适应,综合国力是军事斗争胜利的物质基础。
  孙子的“称胜”说,语言古朴,思想朦胧,但它的确透露出这样一个建军指导思想:军力与国力应当有一个恰当比例,彼此协调发展。国力与军力相比,国力是主导的,军力是从属的,国力的发展决定军力的发展。它不仅是古代经国治军的重大课题,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世界军事虽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度、量、数、称”的具体含义也不尽相同,但其古老的“称胜”思想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高技术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而且是包括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全面抗衡。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力。在现代国防建设中,必须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为基础,以争取长远的战略优势地位。
 
9. 风林火山,疾徐有节

——关于军队战斗作风、反应能力的要求
 
  《孙子》论述军队的行动原则说:“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这句话从话锋上就给人一种杀气和震撼力。日本战国时期的名将武田信玄非常欣赏《孙子》这句话,在他的军旗上赫然写着“风林火山”四个大字,用以激励和警示部队。这四个字就是《孙子》这句名言的缩写,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孙子》类似的论述还有:“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携手若使一人”“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等等。这是《孙子》所追求的军队理想化的行为准则和境界,表述语言也带有夸张成分,但它的精神实质却是准确无误的,因此一直受到兵家的推崇和赞赏,而且越是后来其指导意义越大。“兵贵神速”成了兵家的口头禅,它的内涵不单纯讲快,而是强调令行禁止的战斗作风,快慢进退应声而动,一切都在节制之下。
  信息化战争来势迅猛,瞬息万变,充满太多的变数和凶险。战争理念已经由“大吃小”变为“快吃慢”,发现即摧毁,首战即决战。这个变革当然是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带来的,要实现因敌制胜,必须有相应的科学技术这个看家本领,但同时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素质,必须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胜利,信息化战争就是打“时间差”,胜负的区分就在快速反应能力和战斗作风上。这种作风的养成必须常抓不懈。
 
10.兵器齐强,因需而设

——关于武器装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的思想
 
  《孙子》在决策方法的论述中,把“兵众孰强”作为一个条件,即把敌我兵器的优劣作为一条制胜的重要根据。这里的“兵众”,是指各种武器装备。装备先进,种类齐全,是制胜的有利条件。因此,《孙子》主张大力发展武器装备。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兵器突飞猛进大发展的时期。冷兵器时代的军队曾先后存在过车、骑、步、水四大兵种,而在春秋末期不仅都已经发展起来了,而且装备各成体系,“五兵”俱全,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起到关键性作用。由于古代兵器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不存在急剧更新换代的问题,所以这个思想在《孙子》中没有展开论述。但是,它已经朴素直观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作为研究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来,是难能可贵的。
  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物资保障是赢得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现代战争中体现得越发明显。把最新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尽快地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已成为世界各国军队推进本国军事变革的努力方向。从人类战争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影响战争形态的基本因素是武器装备的发展。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战争方式和军队编制方面的变化,会迫使战争指导者们改变原有的战争指导方式。军事技术是决定性的,军事谋略是建立在军事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决定战术和谋略。今天,科学技术蓬勃发展,武器装备的创新、改进提高日新月异,武器在战争中作用日益提高,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谋略运用必须以打造信息化装备为基础,从“陆、海、空、天、磁”的全时域、全空域、全频域实施全维对抗。这不仅需要武器装备数量的齐全,而且必须在质量上争取强势。面对现实,我们重温《孙子》重视发展武器装备的思想,其启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11. 精兵强将,源自教戒

——关于重视军事训练的思想
 
  孙子认为,“士卒孰练”是战争双方谁胜谁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军队训练水平高低来判断胜负的可能性,反映了孙子对军队作战训练的重视程度。军队的战斗力是靠训练生成的,训练不仅是体能、技能的训练,还包括作风养成训练。“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在战场上士兵能听从命令,服从指挥,靠的是平时的严格训练和日常养成。平时训练有素,才有战时的Ð调一致。“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实战中的统一行动,要靠平时的严格训练来实现。《孙子》指出用兵打仗失败的Ô因有“走”“弛”“陷”“崩”“乱”“北”六种,其中除“崩”“乱”是由于指挥不当造成的外,其他都是因为缺乏训练,造成“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兵无选锋”等原因而导致失败的。这种恶果不是“天地之灾”,而是将吏没有抓好军事训练的过错。因此,《孙子》多处强调,要通过严格的训练提高军队素质,做到齐勇若一,技术娴熟,令行禁止。孙武吴宫演兵的故事,就是他从严治军、重视训练的生动体现。
  当今世界各国军队,尽管其政治性质和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各不相同,但对作战训练都十分重视,把军事训练视为生成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现代军队武器装备复杂,组织指挥难度更大,对军人的素质要求更高,特别是信息化战争作战样式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对部队训练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从《孙子》这一思想中得到启示,努力加强和改进军事训练,提高战术技术水平,熟练掌握先进技术装备的性能,如此才能在信息化战争中稳操胜券。
 
12. 赏罚分明,能使能令

——关于以法治军、赏罚严明的治军原则
 
  赏罚历来是治军的法宝,据文献记载,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据《尚书·泰誓》记载,夏启讨伐有扈氏的甘之战中,就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的誓词。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是激励作战积极性、维护军队纪律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判断敌对双方胜负可能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孙子》主张以财货奖赏鼓励军队冲锋陷阵,勇敢地夺取敌人的物资财货,尤其深入敌境,要采取“掠乡分众,廓地分利”的手段,激发作战热情;对“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的违法乱纪行为,要严加惩处,否则,军队就无法用来作战。同时,《孙子》还强调赏罚要运用得当。首先要亲附士卒,取得他们的信任,平时对军法军纪要严格遵守,使规章制度深入人心,这样执行起来,士卒才信服。如果没有平时养成教育的基础,即使临时实行赏罚,也不起作用。赏罚也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在任务艰巨、重大,而又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对使用间谍或执行其他特殊任务,因风险大、任务特别艰巨,可以不惜重金,给以破格的奖励;对泄露军事机密者,给以重罚,直至处死。《孙子》对赏罚的分析和阐述,在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文献中是最清晰、详尽的,可视为奠基之论。
  赏罚严明是以法治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实现军事管理目标的重要手段。历代兵家无不重视这一思想。要赏罚公正,赏不避仇,罚不避亲,以达到赏一人使千人振奋,罚一人使万众听命的效果。尽管不同性质的军队在赏罚的目的、手段方法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实践证明,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都有严格的军法军纪,严明的奖惩制度,这是建军治军的一条共同规律。如今,在军事管理学中,激励机制建设依然是重要课题。通过赏罚达到奖勤罚懒、赏功罚过,已成为各国军队军法、条令的必有之义。时代的变迁,要求军队在确立激励机制时,也要充分考虑国际国内、军外军内的关系,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奖惩的内容与力度,使激励机制真正能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
 
13. 兵非益多,精干为要

——关于质量建军的思想
 
  孙子认为,军队的强弱是由政治素质、将帅才能、武器装备、训练水平、组织编制、军法军纪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不单独指军队的数量。孙子重视练兵,更强调练精兵。军队的实力并不都体现在数量上,而在于是否训练有素。所以他说:“兵非贵益多,虽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作战中实现以众击寡,主要是靠分合之变、灵活指挥,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形成兵力的优势,而在总体上并不一定具备绝对优势兵力。《孙子》在分析作战失利的诸多情况时,列举了“将有五危”“兵有六败”,都是从军队的质量上找原因,或者将庸,或者兵弱,而不以客观兵力的众寡为辞。将能兵精,战法运用得当,也可以实现以少胜多;相反,兵虽众也可能成为沉重的包袱,而无益于取胜。《孙子》虽然还不可能全面回答军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及掌握养兵数量的度等深层次的问题,但其兵贵精不贵多的思想,对建设强大的军队来说是个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原则。
  当今世界,训练出战斗力已成为各国军队的共识。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要求军人必须拥有广博的知识、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专业技能,特别是使用现代化装备的能力,而这些都需要通过日常训练来实现。即使是拥有世界最先进武器装备的美军也把训练看作是提高部队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他们不无自信地说,“美军在训练、装备和战备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好……各军中的指挥官都是按精心构思的、高强度的长期计划培训出来的。……美军官兵和装备通过按近似实战的条件和需求而组织的高强度训练,被铸造成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努力跟踪世界军事变革的新成果,增强训练的法制化、逼真性和情况设置的复杂性,按实战标准严格施训,以锻造我们能打仗、打胜仗的威武之师。
 
14. 率然一体,治众如寡

——关于以组织编制整合军队,使全军形成一个协调一致、运用自如的严密整体的治军思想
 
  孙子认为,“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要把三军之众统领起来,形成“携手若使一人”的整体,必须要有合理的组织编制,因此编制的好坏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孙子》关于组织编制的概念是“分数”,即把全军划分为军、旅、卒、伍等建制单位,按级统率,层层节制;以金鼓旌旗等指挥信号保障指挥。这样就能做到化繁为简,统率庞大军队就如同指挥小分队一样得心应手。有了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复杂纷纭的战场上,能使部队充分发挥整体的威力,协调一致地投入作战。
  按照系统论的思想,结构决定功能。军队科学合理的编制是提高作战能力的“倍增器”。因此,重视军队编制体制的研究是军队建设的重大课题。特别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否将诸军兵种科学地编成有机整体,将极大地影响联合作战能力的发挥。组织编制是“合军聚众”使将士“齐勇若一”的“黏合剂”。现代联合作战是系统与系统的对抗,一个环节不到位,将直接影响整个系统作战行动的进程和结果。因此,要求我们必须把握住每一个作战单元,全局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作战行动的每个过程,才能使系统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中,各国军队无不倾注极大热情探求最佳组织模式。我们应该从军事发展大势着眼,传承《孙子》“率然一体”原理和现代系统化观念,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的需要,根治弊端,“消肿”强体,消除冗兵、弱兵、散兵之弊,使我军真正立于世界精军强兵之林。
 
15. 上下同欲,所向无敌

——关于仁慈爱兵,使内部团结一致的治军思想
 
  孙子出于人本主义的战争理念,把“上下同欲”“上下同意”视为形成战斗力的基础。倡导政治上坚持仁道正义,有广泛的共识,形成全国一盘棋;仁爱带兵,有浓厚的亲和力,形成全军一盘棋。这样,就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首先,要坚持以道为首、以人为本。《始计篇》对“道”的解释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要高扬正义的旗帜,政治开明,道义为先,大政方针得到民众和军队的拥护,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上下同欲”的大前提。其次,将领要以仁爱之心带兵。关爱士卒,感情投入,视卒如婴儿如爱子,士卒就可以“与之赴深谿”“与之俱死”。得到士卒的真诚爱戴和信任,就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孙子认为,那种先施暴虐,失去民心,后又害怕部众的将吏是最愚蠢的人。其三,正确运用赏罚,发挥激励作用。《孙子》中除了设立常规赏罚制度外,还提出必要时“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这样“犯三军之众”,就可以“若使一人”。实践证明设奖行赏,激励斗志,鼓舞士气,对于调动官兵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四,要有“法令素行”的好传统、好氛围。特别是各级将吏,作风正派,率先垂范,对部队有着行为的引导作用和人格的影响作用,是打造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平台。此外,将帅还要善于掌握军心,知道军队精神状态和士气的变化,能及时协调内部关系,善于把人的精力和体力在关键的时刻调动并发挥出来。任何一个事物都有能量涨落的变化过程,军事指挥员必须准确把握敌我能量变化的规律,以自己气壮山河的气势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
  《孙子》“上下同欲”思想是建立在重人重道的基础之上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从理论上全面揭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但是,它已经认识到政治开明与否决定着人心向背,人心的向背决定着战斗力的强弱,这是非常可贵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进行正义战争的人们将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而对非正义战争的发动者也是一个严正警告。
 
16. 爱兵如子,仁严相济

——关于爱兵附众的治兵思想
 
  孙子认为,作为将领不仅要有高超的指挥艺术,还要善于带兵,才能保证有坚实的组织基础,以保证任务的完成。带兵是一种能力,也是艺术。军纪严肃,明法审令,这是治军的常规常法,缺此势必“教道不明,吏卒无常”。但是,仅有条文规定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孙子》从人的心理上进行分析,提出带兵不仅需要晓之以理,还要动之以情。
  《孙子》不仅提出正确的带兵方法,也指出错误的倾向。正确做法是:“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平时要把士卒看作婴儿加以呵护,把他们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去真心关爱,这样,战时才能使士兵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错误的倾向是:“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士卒的待遇虽然优厚,但不注重训练,势必没有战斗力,无法完成战斗任务的;对士卒关爱有加,但不注意用军令加以管教,做不到令行禁止,这也没法遂行任务;军纪涣散而不能严加整治,部队就会指挥不灵。这些错误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士卒成了“骄子”“少爷兵”,军队成了乌合之众,这样的兵、这样的军队是难以遂行作战任务的。
  所以,要使部队做到法纪严明,治理有序,就必须在爱护士卒的基础上严加管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才是有战斗力的军队。《孙子》把这两种管理理念概括为“仁”和“严”。这是两个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观念和方法。“仁”是部队内部凝聚力的核心所在。指挥的最高境界不是强制式的命令,而是使被指挥者出于自觉、发于自愿地争相踊跃而为之。但是,只讲“仁”而不讲“严”也会导致纪律涣散军无斗志。只有纪律严明,执法如山,才能做到步调一致,所向披靡。在战争中人们的心理行为既受理性支配,也受情感支配。因此,将领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极为重要,只有将领发自内心的关心爱护才会激发士卒的奉献精神。善为将者,必仁严相济,情法兼施,才能做到爱而能令,厚而能使,乱而能治。关心爱护和批评管理、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纪律手段,从来就不该有所偏废。这也是在现代军队建设中指挥员必须牢牢把握和正确加以运用的。
 
17. 善待降卒,胜敌益强

——关于优待俘虏的思想
 
  孙子的战争观是以道为本、为道而战的,所以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战略战术思想、治军思想、俘虏政策等方面无不体现出来。它认为作战必须把军事打击与政治感召结合起来;管理部队要有仁爱之心;对“围师”“归师”“穷寇”要留以生路;对俘虏的士卒更要善待,等等。《孙子》特别把“仁”作为将帅的五条标准之一提了出来。将帅要为正义而战,要以宽厚仁爱之心治军带兵,自不待言,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个“仁”除了用于自己的官兵外,还应该包括敌方的官兵和民众。正义的战争是要从道义上和军事上摧毁敌方,而不是在肉体上摧残敌人。所以孙子主张以“夺心夺气”的心理战法压倒敌人,以精神感召催生其思归心理,瓦解敌人抵抗意志。对战利品和俘虏都要妥善处置,“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为我所用,用来补充兵员或作为劳动力,收到“胜敌而益强”之效。
善待战俘是一种攻心战术,战争实践久已证明其积极作用,而优待俘虏的政策只有从事正义战争一方才能得以贯彻。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权益有过明确的规定。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虐待战俘的丑闻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这种违反人类基本人性和道德准则的逆“仁”丑行,不仅在战争问题上失去了世人的情感支持,而且也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军人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可以从《孙子》有关“仁”的教诲中看到美军的虐俘丑行对于战争和军事规律的背叛,并引以为戒。
 
18. 将为国辅,辅周国强

——关于将帅在国家和军队中的地位、作用的观点
 
  孙子特别重视将帅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战争决策、指挥中的作用。它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帅与国家的关系如同辅车相依,将帅能够忠心为国,并得到国家的高度信任,这样国家就能强盛,否则国家必然衰弱。《孙子》还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也就是说,将帅是一切军事活动的中枢,无论建设军队、管理军队,还是指挥作战,都起着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直接参与制定重大军事决策,通过“未战而庙算”,协助国君作出战或不战,或如何战的抉择。二是将帅“受命于君”,出征在外,又是国家战略决策的主要执行者。这时,“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危、军民的生死,系于一身,责任重大。因此,选将任将,不可不慎,对将帅能力、素质的要求也不可不高。
孙子认为,称职的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的素质,结合《孙子》多处的论述,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军事素质、政治素质和心理素质。其一,军事素质,道、天、地、将、法,全面精通。“主有道”可以奠定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而把胜利的可能变为胜利的现实,就落在将帅的肩上了。将帅不仅参与“庙算”“谋攻”的战略运筹和速胜全胜的战略指导,还要善于“诡道”“奇正”“虚实”“迂直”“利害”“险阨”“远近”等方面的具体操作。出征在外,握三军之权,理三军之事,还要通“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等等。其二,政治素质(包括思想品格),忠于国家和君主,为了国家利益敢于率三军之众投之于险。还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高尚情操,勇于担当,实事求是。一切从作战实际情况出发,“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君命有所不受”,靠的是政治勇气,坦荡的胸怀,不怕承担风险,具有牺牲精神。其三,心理素质,坚毅、沉着、冷静、果断,等等。两军交战,不仅是对抗双方国力、军力的大比拼,也是双方指挥员心理和意志的大较量。《孙子》强调,“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这里所说的心,指的是决心、信心和意志。这种精神因素渗透在战争的各个要素中而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所以《孙子》要求将帅要有“静以幽,正以治”的素养,才能在两军全面对抗中取得优势。
  《孙子》对将帅的要求是全面甚至是苛刻的,从理论上讲是完全必要的,但《孙子》特别强调的是将帅的“智”。将帅必须有丰厚的知识储备,但他毕竟不是知识的存储器,而最关键是要善于运用知识,要把死知识变活,旧知识变新,理论与实践结合,这就要靠智慧。《孙子》提出的“智、信、仁、勇、严”的标准是以智为先导的,这一点决不可忽视和误解。战争史一再证明,一切成功的战略谋划指导以及军事变革的理论创新,实质就是各类军事人才创造性的军事思维活动,即智慧的发挥。这是孙子将帅观的核心价值,所以特别值得人们珍视。
 
19. 兵权贵一,君不妄预

——关于将帅要有独立指挥权和具备机断专行能力的思想
 
  它是孙子关于机动灵活用兵思想的内容之一。孙子强调将领有能力组织指挥军队作战,国君就不要越权干预指挥,应该大胆放手让将领发挥主观能动性;作为将领应该在“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前提下,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大胆机断行事。当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时,将帅对于既定的或不符合战场现实情况的“君命”,可以“有所不受”。身在战场熟知军情的将领要着眼全局,从实际出发,机断处置,绝不能囿于君主的命令而机械服从,错失战机,这样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君与将相互信任为前提。将有“信”,讲的是信义、信用。作为掌握兵权、带兵打仗的将帅,必须对国家讲信用,以身许国;对部属讲信义,言行一致。将帅要时刻牢记自己同国家辅车相依的关系。将帅对国家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国家就强盛;如果与国家离心离德,相依有隙,国家就会衰弱。如果将骄君疑,就会“三军既惑且疑”,必然导致自乱其军,自取败亡。所以《孙子》要求将帅不仅要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才能,更要具备“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政治品格。
 
20. 将心坚毅,指挥若定

——关于将帅心理素质的要求
 
  战争是由人来指挥的,人是受心理支配的。两军交战,不仅是对阵双方国力、军力的大比拼,也是双方指挥员才智、心理和意志的大较量。孙子认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意为敌军旺盛的士气可以使之挫伤而变得低迷,敌将坚定地决心可以使之动摇而变得优柔寡断。“以治待乱,以静待哗”,就是军心士气争夺的集中表现。以自己的严整对付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定对付敌人的浮躁,这就是坚定自己的意志而剥夺敌人的决心,占领心理上的制高点。
  这里所说的心,指的是决心、信心和意志。这种精神因素渗透在战争的各个要素中而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所以《孙子》要求将帅不仅要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才能,还要有“静以幽”的素养。静能生慧,静能领悟,静能通神。心躁不安,是将帅政治不成熟,心理不健全,修养不到位的表现。要弥补这些缺陷,就要把“正以治”列入将吏培养的日程,把“安静幽深”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指标,克服浮躁、急躁,坚持以静制怒,以静制变,不断净化自我,才能在两军全面对抗中取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