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精髓问题

您当前的位置: > 学术动态 > 学术争鸣 > 精髓问题

精髓问题

  1. “战争哲学”说
  此说由潘嘉玢提出。潘氏在《略论<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影响及启示》一文中认为,《孙子兵法》所以能够超越时空而成为一部千古宝典,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甚至能在20世纪末一度出现“孙子热”,就在于书中蕴含着深邃宏富的哲理;并且孙中山也曾说过:“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但潘氏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并未展开论述。对此说进行全面探讨的,是另外一些学者。此说认为:《孙子兵法》是一部充满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法思想的经典兵法著作,而书中的两句至理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即充分体现了它的这种精神和思想。学者们指出,《孙子兵法》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唯物主义精神:一是它不信天道鬼神,反对客观唯心主义;二是它主张科学决策,摒弃了主观唯心论;三是它主张战争决策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综合国力”,而这“综合国力”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四是它强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五是它认为实践出真知;六是它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孙子兵法》的生命力还在于它的辩证法思想——甚至可以说,辩证法是它的灵魂:第一,《孙子兵法》分析事物强调“两点论”;第二,它强调事物是不断发展永恒变化并且普遍联系的;第三,它主张善于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第四,它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能动地促进矛盾朝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2. “致人而不致于人”说
  此说由李洪喜等人提出。李氏等在《简论<孙子>的主动权思想》指出:《孙子兵法》总结了我国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普遍性规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战争的主动权问题,而这正是《孙子》一书的精髓之一。所谓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其要义有三:一是自己要处于能够左右战争全局或局部的有利地位;二是自己具有决定自身行动的选择自由;三是自己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调动和支配敌军的行动。研究者引证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此说认为,主动权是军队的命脉。战争中的一切主观指导,实质上是一个主动权的争夺问题。因此,历代兵家都十分重视战争主动权的争夺,而《孙子兵法》则首先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重要论断,阐明了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夺取克敌制胜主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后世兵家则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唐李问对》卷中甚至高度评价说:“(《孙子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说指出,客观实力的优势和强大,并不直接等于主动权,而要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才能获得。《孙子兵法》所强调的,恰恰是以正确的主观指导夺取主动权的问题,并且这一思想贯穿于全部十三篇之中,体现在战前准备、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三个方面。所谓“致人”,不仅仅是指调动敌人,而是包括致敌劳、致敌乱、致敌虚、致敌误、致敌无备、致敌现形等广泛内容。这一思想,不仅对指导战争有着关键性意义,而且对指导人类的一切活动也有着普遍意义。
  3.“全胜思想”说
  此说由日本学者三好修与美国战略家柯林斯等人提出,其中柯氏的观点见于《世界知识》1990年年第10期《不朽的名著 灿烂的瑰宝——<孙子兵法>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影响》一文。此说指出,最令西方战略家们五体投地的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名言;孙子虽然生活在一个主要以军事手段解决国家间关系的时代,却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一用非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是一个高层次的战略思想,不仅是军事战略,而且也是国家大战略。所以,柯氏甚至称孙子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此说还认为,中外战略家们今天都已认识到,在核时代战争已不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唯一有效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明的途径。他们认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观点非常深奥,触及了核战争的实质,具有现实意义。眼下最理想的战略还是孙子提出的观点,即:“不战而克敌”、“不付代价而取天下”。有西方著名战略评论家感说,西方世界花了2500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战争,才认识到了孙子的伟大和英明。日本学者服部千春在其所著《孙子兵法新校》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是人类战争智慧的结晶,与西方的军事名著《战争论》截然不同。《战争论》采取的是“主战论”,而《孙子兵法》的主导思想是“不战论”,所以孙武是和平主义者,争取和平、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面向21世纪,我们应该格外珍视《孙子兵法》谋求和平之主旨,让《孙子兵法》成为捍卫世界和平的思想武器,为人类服务。
  4.“谋略思想”说
  此说是由李兴斌提出,而李零、杨善群等学者亦持此种观点。李兴斌、杨善群曾先后发表《<孙子>精髓新解》、《<孙子兵法>对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构建》和《<孙子>精髓在“以谋胜人”》等文章进行深入研究。此说认为,所谓“精髓”者,乃全书之核心、纲领和精华,它不仅应当能够通贯全书之首尾,而且应当能够统带、提挈全书之内容。从这一意义上看,只有军事谋略思想才可以被视为《孙子兵法》的精髓。首先,从对军事科学各有关重要问题的论述在十三篇中所占比重看,关于军事谋略的论述是《孙子兵法》一书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内容,其比重较关于其他任何问题的论述都要大得多。从逻辑上看,《计篇》和《作战篇》是全书军事谋略思想的起点和依据,《谋攻篇》是着重阐述谋略思想基本含义和价值所在的核心篇章,而在《形》、《势》以下各篇则从战争指导的实施角度提出并论述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具体的谋略思想和谋略原则。其次,《孙子兵法》全面、系统地提出并界定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几乎所有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如计、形势、庙算、诡道、谋攻、伐谋、奇正、众寡、虚实等。再次,《孙子兵法》全面、系统地论述和分析了古代军事谋略学方面几乎所有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与原则,如庙算、全胜、胜而后战、致人而不致于人、因敌制胜、用间等,从而构建了一座辉煌的古代军事谋略艺术的殿堂。第四,从后人对《孙子》所作评述之着眼点亦可以看出,此书中有关古代军事谋略问题的论述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和中心内容。所以,十三篇千言万语,总不外一个“谋”字。我们完全可以说,孙子秉家学之源渊,总前人之经验,收各家之精华,熔于一炉,通过对古代军事谋略思想的系统论述,构建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基本框架和体系,并从而使之成为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这不仅是它对我国古代军事学术思想的重要贡献,而且也是其所以能够魅力永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5.“追求功利”说
  此说由黄朴民提出。黄朴民在《追求“功利”:<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一文中认为:春秋战国之际,代表新兴势力的兵学诉求的“兵法”成为军事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力量,从而决定了这一阶段兵学的基本特征是“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这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它准确地体现了军事斗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可以说,“利”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整部《孙子兵法》。孙子所说的“以利动”,指的是从事战争应当以利害关系为最高标准,有利则打,无利则止,一切以利益大小为转移。为此,孙子提出了“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用兵原则。“兵以利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它从根本上划清了与《司马法》为代表的旧“军礼”的界限。孙子关于“利”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第一个层次的含义是战略上的“胜”。作为一部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主要是讲如何克敌制胜这一核心问题的,而主张“兵以利动”的孙子则把“胜”作为“利”的实现途径。其第二个层次的含义是政略上的“全”。在“兵以利动”的战争中,克敌制胜是获取利益的前提条件,但即使获得战争的胜利也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带来各方面利益。孙子认为,战争的后果具有两重性,只有贯彻“全胜”思想才能在诸侯争霸的斗争中保全自己,壮大实力,最终称霸天下。其第三个层次的含义是理想境界的“善”。“善”是用兵的一种理想境界,所以“善战”思想充溢于《孙子兵法》。这既是其功利思想的内容,又超越功利,达到了形而上的层次。此外,孙子还提出了“杂于利害”的思想,提醒战争指导者在从事军事行动时,一定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走出思维误区,对利与害有通盘了解。否则,见利忘害,不利的因素就有恶性发展的可能,最终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而见害忘利,则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不再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而有所作为,从而一蹶不振。
  6.“仁义为本”说
  此说由谢祥皓提出。谢氏在《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中国兵学的灵魂》一文中认为,“仁义”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最核心的观念之一,并为后世所递进传承,成为贯通五千年中华文化的主导理念;而中国兵学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仁义”观念是中国兵学的基本立足点;在兵学理论体系之中,“权谋诡计”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此说指出,兵学是战争经验的总结,又是战争行为的指导。讲兵学就要讲战争,而战争行为的进行,首先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战争——这是战争行为的政治前提;其次是要解决怎样进行战争并直至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战争行为执行手段的选择问题。从《军礼司马法》到《孙子兵法》都主张“以仁为本”,认为只有为了“安人”才可以“杀人”,为了“爱其民”才可以“攻其国”,为了“止战”才可以进行战争,并且不但要爱“吾民”,还要爱敌国之民。至于“权谋诡诈”,并不是战争“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是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所产生的一种现象。通观中国战争史实,就大局而论,如果有道义,可以利用权谋,也必须借助于权谋,因为摒弃权谋则绝难实现其道义。但如果相反,背离道义,纵然你“善用”权谋,也将无济于事。在民心面前,只有仁德信义才是可以依赖的,一旦失去民心,“权谋”也好,“诡道”也好,都将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