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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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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地问题

  孙武入吴之后,当有两次隐居:第一次是入吴之后,出山之前;第二次是功成之后,终老之前。但由于史籍阙载,他的隐居地一直是个谜。
  有学者认为,孙武入吴之后、出山之前的隐居地应在太湖附近,为罗浮山或穹窿山,而与伍子胥的隐居地乌程县伍林村或吴县之胥山。杨善群《孙子评传》云:“据宋谈钥《嘉泰吴兴志》记载,在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县南)伍林村有伍子胥宅,‘昔子胥逃难筑室于此,旧基尚存’(卷十八《事物杂志》)。然则伍子胥逃奔至吴的暂居之地,应在吴都西南的百余里处。”杨氏又云:“据冯梦龙编《东周列国志》记,孙武初来吴国,‘隐居于罗浮山之东’。……查《嘉泰吴兴志》,‘罗浮山在(长兴)县东二十五里’(卷四《山》)。宋吴兴郡长兴县在今浙江吴兴县西北,可知孙武在吴隐居之地与伍子胥暂住之宅甚近。”但是,有学者认为,根据清初学者徐崧、张大纯所著《百城烟水》的记载,伍子胥入吴后,隐居地应在胥山(今称清明山):“子胥于此得鳇(鱄)设诸以见吴王,后隐胥山,故名。”就是说,伍子胥由楚奔吴,受到公子光的礼遇,遂向公子光推荐了刺客专诸,然后便“退耕于野”,隐居胥山。如今,胥山附近还有一座“炙鱼桥”,又称“专诸桥”。《香山志》则云:“专诸去太湖学炙鱼,即此地也。”
  亦有学者认为,伍子胥入吴后,其隐居地也有可能是两处,即:初入吴至荐专诸前,为寻访人才,曾周游太湖地区,并筑室于乌程伍林村;荐专诸后,则退隐胥山。至于孙武,亦一如伍子胥,同样有两处隐居地,即初隐于“罗浮山之东”,功成后则隐于苏州郊外之穹窿山。穹窿山距吴都不过数十里,其东部及东南部至今遍布与孙武有关的遗址,如教场山(今称小横山)、演兵场、二妃庙、将墩(今称蒋墩),等等。
  还有学者认为,孙武极有可能去过晋国,根据主要有二:一是齐、晋关系比较密切,二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篇表明孙武对晋国政治、经济情况十分了解。
到春秋中后期,齐与晋两国虽不无征伐之事,但总体上相互比较尊重,并且双方曾主动联姻以加固关系。当时,晋国的争霸对象主要是楚国与吴国,对齐国则是“亦打亦拉”,两手并用。例如,晋平公欲攻齐,派范昭先往观察并试探之。范昭如齐后数次佯为失礼,然均被晏婴与太师识破,故其回晋后对平公说:“齐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礼,太师识之。”对此,孔子曾评论说:“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当然,齐国也并不想与晋国为敌,所以数尊晋国为盟主。据《左传》记载,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平公派韩宣子“如齐纳币”,聘齐少姜为夫人,少姜甚有宠。后“少姜卒”,齐景公复使“晏婴请继室于晋”,而晋国则以客情相报。期间,晏婴与叔向亦进行了推心置腹地深谈。
  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记载,吴王曾问孙子:“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武回答称:“范、中行是(氏)先亡”,“智是(氏)为次”,“韩、巍(魏)为次”,而“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并且,孙子还详列晋国六卿所行田亩制度的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与“民”的利害关系,启发吴王得出了“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的论断。这些答言,一方面深刻表现了孙子高远的政治眼光,一方面也表明其对晋国国情的熟悉程度——在通讯手段极不发达极为原始的春秋战国之际,假如其没有到过晋国,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孙武奔吴之前,极有可能到过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