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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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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问题

  1. 惠民说
  此说认为,据《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孙武的祖先田书“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而“乐安”即今山东“惠民县”。
  有学者指出:宋人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依据的是《姓苑》、《百家谱》和《元和姓纂》,《姓苑》和《百家谱》虽已亡佚,但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仍在。《元和姓纂》成书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比《新唐书》早248年,比《古今姓氏书辨证》早342年。据《四库全书提要》介绍,《元和姓纂》参考、使用了许多珍贵著作,其权威性不容置疑。是书关于“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的记载,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田书“食采于乐安”的记载相印证,是迄今能见到的关于孙武故里的最早记载。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可以断定,乐安是指唐代的乐安,而不是指春秋时齐国的地名,因为书中所列三个“孙武之后”的地名均指唐代地名。《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辨证》取材于《元和姓纂》等汉唐典籍,其所载“食采于乐安”当然也是指唐代乐安。清代辨伪大师孙星衍以其祖文虎封“乐安郡公”作为推断自己是孙武的后裔的主要证据,正是依据了唐人的说法。
  关于地望问题,有关专家认为,《元和姓纂》成书前70年,即天宝元年(742年),唐政府改平原郡为乐安郡,治所在厌次,后于乾元元年改回棣州,治所也在厌次。而厌次即今山东惠民县。所以,惠民即是当年田书的采邑。此说还进而认为,唐朝在今惠民县设置乐安郡不是一种简单的行政区划的归并。东汉时,王莽曰今惠民县为乐安亭,汉献帝设乐安郡时治所在今惠民县,明代洪武六年和永乐六年所设乐安州州治都在惠民县,足见惠民县与乐安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而唐代所以要官修《元和姓纂》,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给唐代的卿大夫“条其源系,考其郡望”。
  2. 广饶说
  此说认为,郭化若当年所说之“惠民”,乃指“惠民地区”,有的研究者径直以春秋乐安为今之惠民县,是不妥的。根据对《水经注》有关记载分析,乐安县故城应在今博兴县东南。但是,乐安不见于传世之先秦文献,在春秋时期不可能筑有城池。春秋时,小国或卿大夫一般是不能随便在封地上筑城的。汉乐安县城当筑于汉代,与春秋孙氏“食采”之乐安并没有先后承袭关系。合理的推测应是:孙书“食采”之乐安系一广袤地面,汉乐安县城或筑于这一地面之上,或与这一地面相邻近——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由此推之,先秦乐安地面的主体在今广饶县:
  其一,据《资治通鉴》记载,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年)燕联合秦、三晋伐齐,在济水西大败齐兵,进而攻下临淄,齐湣王出走。楚将淖齿对齐湣王说:“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知之乎?”这里未提及乐安地面。对照今天的地图可以发现,齐都临淄之北地面上有高青、博兴、广饶三县,而这三县恰恰是汉魏以来设安乐县和乐安郡(国)的地方,先秦乐安地面主体必定在这三县某个范围之内。高青属先秦千乘,博兴属先秦博昌,由此可以推知,广饶应是先秦乐安地面。这三县地面,乐安最靠东,濒渤海,不为联军所经,因此文献不记。
  其二,据《春秋》记载,庄公九年(前685年)八月庚申,鲁与“齐师战于乾时”。杜注:“乾时,齐地,时水在乐安界,岐(歧)流,旱则竭涸,故曰乾时。”对照《水经注》有关记载可知,时水入博兴县东南境后即西东流向,其主要流区在今广饶县境。而杜预恰恰是以“乐安”作为时水径流的主要地区,因而乐安地面应在今广饶县境。
  其三,汉以来,先后设乐安县和乐安郡(国),历时百年以上的有三处,其治所也多次游移变化,唯广饶县境有郡又有县,且历时最长,达千年之久。这当与先秦乐安主体地面在今广饶县有关,而决非偶然的历史现象。其四,至今在广饶县境内,孙姓任然是大姓之一,这也是春秋齐国孙氏“食采于乐安”即在今之广饶县的有力证明。
  3. 博兴说
  此说认为,根据《汉书地理志校本》、《山东各地概括·惠民县建置沿革》等有关文献的记载指出:最早所置乐安县为今山东博兴县,时间在西汉。惠民到明洪武六年(1373年)才为乐安州治所,时间距孙武时代1800多年,与春秋战国时的乐安邑没有沿革关系,因而将孙武里籍齐乐安解释为今山东惠民县缺乏根据。
  持此说的专家认为,西汉的乐安县(今博兴)与《新唐书》、《古今姓氏书辨证》提及的齐乐安,具有因袭沿革关系,两者在同一历史地理位置——今博兴县境。论据是:
  第一,孙武祖先受封的乐安在齐国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乐安当为齐之一邑。春秋末年,齐国已具有县的组织,乐安由封邑制推进到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据王国维《秦郡考》记载,秦因袭了战国时各国的郡县。从我国郡县制发展历史看,县地名在战国秦汉是相当稳定的。汉承秦制,凡战国秦时的县名,到汉代大都不变。特别是齐国,没有废县的记载。所以,齐乐安→秦乐安→西汉乐安,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沿革推断。
  第二,据实地考察并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印证,博兴县境内实有乐安故城遗址,故城遗址就在博兴县城,与齐博昌邑的遗址相距20里许。
  4.莒邑说
  此说其实是“孙武故里在广饶的”的另一种说法。此说指出,孙子故里“惠民说”、“广饶说”、“博兴说”都是围绕“乐安在哪里”、“究竟指何时的乐安”、“先秦有无乐安”等问题展开的,思考的角度基本一致。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转换一个角度。如果把问题换成“齐陈桓子(无宇)及其后人在春秋时封邑在哪里”这样一个角度,或许能抓住“故里”问题的实质。至于这个封邑当时是否叫乐安,就成了次要问题了。
  据《左传》记载,陈氏奔齐后,世居齐都临淄。襄公二十八年,陈氏与栾、高、鲍氏共同灭庆氏,景公将庆氏党羽卢蒲嫳放逐到齐之“北竟(境)”。而“北竟”正是齐国的莒邑,大致在今广饶境内。这从昭公三年关于“齐侯田于莒。卢蒲嫳见,泣且请曰……”的记载可知。但关键的问题是:莒邑同陈桓子有什么关系。仍据《左传》记载,昭公十年,栾、高氏谋乱,陈、鲍氏联合击败了栾、高氏,“分其室”。陈桓子接受晏婴的建议,将栾、高氏的家产给了景公和诸公子,而自己则“请老于莒”。这说明,莒邑是他的封邑,否则他是没有资格“请老于莒”的。据此,定莒邑为陈书父亲、孙武曾祖的故里,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春秋时齐国的货币是刀币,而据清代冯云鹏的《金石考索·泉刀之属》引《金石志》有关材料可知,此正是陈桓子的莒邑所铸,因称“莒刀”。陈氏在齐,以善营商业与手工业著称,其封邑能铸造货币,表明这里的经济在当时相当发达。所以,陈桓子才“请老于莒”,把这里作为“可慎守”的“根据地”。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佐证,莒邑即其故里。
  5. 大名说
  此说认为,春秋乐安的地望,《元和姓纂》记载很清楚:“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所以,孙顗等人避乱建家的“魏”就是春秋乐安,这是文献中关于春秋乐安的最早确指。但由于研究者对“避地于魏,故属乐安”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或避而不谈,致使乐安地望悬案未解。
  有学者指出,林宝编撰《元和姓纂》时参考使用了大量珍贵谱牒,材料征引谨严有据,切实准确,不作虚饰夸大,故所记载可信度较高,对乐安地望做出“魏故属乐安”的判定绝不会出现疏漏失误。而《元和姓纂》所以把春秋乐安记为“魏”,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朝代的更迭,春秋乐安所在的政区设置变化很大,秦汉之后其根本就不在冠名“乐安”的政区设置内,而在“魏”地。如果考证出“魏”是哪个朝代的地名,它的今地就是春秋乐安的所在,关于春秋乐安的一切疑问就可迎刃可解。此说认为,《元和姓纂》成书于唐元和年间,“魏”应系唐代简称为“魏”的政区名称,“魏”与“乐安”是古今对照的关系。考唐代的“魏”即魏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八里,是黄河以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元和姓纂》没有指明春秋乐安在魏州某县,而按照史书记载惯例,其应在州之治所。唐魏州初治贵乡县,开元十三年(725年)移元城县入魏州城东北,自此以后,“魏州,理贵乡、元城”,而贵乡、元城两县大致是今大名县境。所以,今河北大名应系孙武之故里。
  6. 临淄说
  此说认为,孙武的故里应是临淄。理由如下:
  第一,古代的故里概念与现在不尽相同,孙武时代故里的确切定义应该是指一个人高祖的固定居住地。一个人的祖居地累世不迁,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故里,而事实并非如此,起码这位开基始祖不能把这里作为故里。那些随同开基始祖迁居于此的儿孙们第几代才可以将开基地作为故里呢?从西周开始实行以体现官秩身份的“五服”制度可知,凡对开基始祖有戴孝义务的子孙,都应以开基始祖的原居住地为故里,只有五服以外的子孙才可以将开基地作为故里。
  第二,采邑与故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源地不能和故里划等号。齐国乐安是孙姓的姓源地之一,却不能认定是孙武故里。首先,“乐安说”所依据的史料并没有确切认定乐安是孙武故里的地方。其次,齐国当时分封、赏赐给卿大夫的采邑地为衣食俸禄的供给地,故采邑又称食邑:若按古代对故里的理解,只有孙书五服以外的第五代孙才能将乐安作为故里,而作为孙书之孙的孙武则必须以其祖父的故里为故里;若按现代对故里的理解,乐安一非孙武及其父亲的出生地,二非孙武祖父孙书的长期居住地,故不能把乐安视为孙武的故里。
  第三,陈完的故里虽然在陈国,但他来到齐国后成了齐国田姓始祖,而孙武是陈完的第五代孙,恰好在“五服”之外,正可将陈完在齐国的居住地作为故里。众所周知,陈完入齐时,正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改革社会行政组织,推行“叁其国而伍其鄙”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政策的时期。陈完当时的官职是工正,理应居住在官吏“社区”和国家手工业中心“工乡”。也就是说,这位齐国田姓始祖来到齐国后便长期居住在临淄大城内,临淄大城才是孙武的故里,而《史记》本传开头的“孙子武者,齐人也”其实也明确点明指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