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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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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

1. 知彼知己,兵家大要

——关于知与战关系的战争认识论思想

 
 
  孙子在总结古代战争经验,继承发展前人军事理论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杰出命题。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哲学基础和反映一般战争规律的实践基础,所以毛泽东称之为至今“仍是科学的真理”。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知彼知己”是运筹谋划战争的先决条件。战略决策应以熟知敌我双方“道、天、地、将、法”等各方面情况为基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关键是准确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并据此权衡利弊,制定方略,以确保每战必胜。因此,《孙子》强调战争指导者,只有熟知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从客观存在的条件出发,充分比较敌对双方的优劣得失,才能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略。
  二、“知彼知己”贯穿于作战指导的全过程。在战前要重视“庙算”,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在作战中,要随时“相敌”,分析判断情况,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摸准敌人的动向。《行军篇》列举的“相敌三十二法”,要求从敌人的行动中判明敌人的意图。特别要注意区别真相和假象,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而要从现象深处发现敌人的真实意图。在战法上,要“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善于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应对措施。
  三、“知彼知己”的根本目的在于趋利避害,克敌制胜。它要求指挥员在作战中必须客观全面观察分析问题,反对主观性、片面性,兼顾利害两个方面,从有利的方面坚定胜利的信心,从不利的方面预有准备,免除祸患。要懂得各种“用兵之法”,如“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我专敌分”“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等Ô则。这些Ô则的运用不仅以先知为条件,而且它们本身也是认识的对象,只有先知,才能正确地运用。
  四、“知彼知己”必须有行之有效的措施保障。为了达到知,孙子主张“五间俱起”,“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各种侦察手段并用,千方百计察明敌情、地形等情况;在知己方面也同样重要,如“知吾卒之可以击”与“不可以击”,是否“得地之利”“得人之用”,等等。
  所以,“知彼知己”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有对敌我各种客观条件的了解,还包括对战争指导规律和各种理论Ô则的认识和理解;不仅揭示了对彼己情况的了解与战争胜负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指明了在了解彼己情况的基础上,找出作战指导的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决定自己的行动,以战胜敌人。因此,它已经接触到知与行、学习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其科学价值已¾远远超出军事领域,而具有普遍的认识论的意义。
 
2. 祸福非天,事在人为

——关于在军事问题上坚持朴素唯物论的思想方法
 
  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对抗思维。其战争观第一个特点,就是信天信地不信神。它明确地指出战争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这五个基本要素,并解释说:“道”是“令民与上同意”;“天”是“阴阳、寒暑、时制”等自然现象和四时运行的规律;“地”是“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形态;“将”是指“智、信、仁、勇、严”等方面的才能;“法”是“曲制、官道、主用”等可供遵Ñ的规章制度。除了政治(“道”)、自然(“天、地”)、军事(“将、法”)等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外,其他都不足为据。而对这些客观情况的了解,“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即从真正了解情况的人那里获得,求神问卜,灾变征兆,主观臆断,都不可听信。高明的决策者,所以“动而胜人”就是依靠人的力量去把握客观现实,把主客观条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因此,在军队里要“禁祥去疑”,不得以各种迷信活动蛊惑人心。
  《孙子》不仅反对以天命论为代表的客观唯心论,而且反对意气用事、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的主观唯心论。它告诫说:“主不可以Å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其恶果是扰乱了军心、搞乱了部队,自毁长城。犯这些错误的根子也在于主观唯心主义。脱离对客观情况的正确分析,只凭感情用事,同样会带来亡国杀身之祸。
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战争中的主导因素。没有人才的支撑,一切都是空谈。善于指挥作战的人就是以“先知”为基础,创造不可被敌战胜的条件,并且等待敌人暴露可乘之机,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这些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对于打破商周以来盛行的唯心主义的鬼神、天命观念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与《孙子》同期涌现出来的朴素唯物论者比较,也是最杰出最彻底的。《孙子》重人事而非鬼神的思想是冲击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的有力武器,至今还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3. 智者之虑,杂于利害

——关于对军事事物中的利与害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观察的思想方法
 
  孙子认为,在战争问题上利与害是如影随形、相生相成的。“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在它那里,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制胜的因素。因此,它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处理战争中的利害得失,方可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直至最后的胜利。
  《孙子》立论的基础是:看似有利的事物,可能会带来危害。一切事物都不存在唯一性,所以都有选择的余地,比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正是《孙子》“杂于利害”思想的很好体现。同样,有些看似不利的事物,甚至有害的东西,其实也包含着有利的成分。又比如,《孙子》一个著名观点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但在“上策”行不通时,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位列“下策”、风险相对较大的战法,就成了最有利、有效的战法,因为舍此便无计可施了。可以说没有无害之利,也没有无利之害;大利潜藏着大害,小利潜藏着小害;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杂于利害”的思想在于提醒战争指导者在选择和从事军事活动时,一定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走出思维的误区,对利与害有通盘的了解,以便有弥补的余地和转化的可能。这在生死较量的军事斗争中是极其重要的。
  《孙子》“杂于利害”的主张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它的精义在于辩证对待利害关系,知于未萌,预作准备,顺利时能做到冷静沉着,找到差距,从而保持优势,防止意外;遇到挫折时能做到不气馁,不丧志,正视现实,坚持不懈,从而摆脱被动,走向胜利。从这层意义上看,“杂于利害”的思想,已远超于军事领域而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从事任何社会活动,都应有战略意识,要深谋远虑,未雨绸缪,趋利避害,掌握主动。
 
4. 事有两面,正反兼顾

——关于从军事领域的矛盾范畴研究战争的思想方法
 
  《孙子》研究战争是以矛盾为主线而展开的,涉及战争各个环节、各个侧面的矛盾对立现象,如力量的强弱、人数的众寡、将帅的贤愚、谋算的得失、军队的治乱、士卒的勇怯、部署的虚实、兵力的专分、人员的劳逸、处境的安危、战势的奇正、战法的攻守、道路的迂直、地形的死生、条件的利害,等等。研究战争必须把握这些矛盾范畴,从矛盾的双方研究问题,不能只知一方而不知另一方。如双方争夺制胜条件,就要考虑到“军争为利,军争为危”;防御部署要考虑到“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只有兼顾矛盾的双方,才能权衡利弊,做出正确的处置。
  《孙子》各种用兵Ô则的提出,都是建立在矛盾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分析军事矛盾不仅强调两点论,而且还强调重点论。兼顾两头而找不到重心,就会多谋而寡断,莫衷一是。必须在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Ô则下,做出决断。《孙子》提出的各种用兵Ô则,都是依据这个思路推导出来的。比如“兵贵胜,不贵久”“奇正之变”“迂直之计”“避实击虚”“以众击寡”“致人而不致于人”“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等等,都是弃轻取重的结果。它还说明了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决策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战局就会朝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孙子》虽然没有使用这些哲学语言,但其研究问题的方法是遵Ñ这条路线的。孙子兵学有着丰厚的哲学内º,即关于军事问题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这个思想是建立在分析战争中的彼己、攻守、速久、奇正、虚实、利害、安危、强弱、劳逸等一系列矛盾现象的对立统一和转化关系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方法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是开先河、垂后世的宝贵财富。
 
5. 小利不趋,小害不避

——关于从军事事物矛盾双方全面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
 
  一切事物之间都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即使同一事物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这在先秦思想家那里是已¾解决的问题,“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就是最清晰的表述。孙子认为,军事斗争的性质也不例外。这个思想方法贯穿于《孙子》全书。孙子兵学理论涉及很多基本范畴,如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巧拙、强弱、众寡等,无不具有这种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性质或倾向。利与害,就是这种范畴中的一个。用兵打仗是一种特定的事物现象,本身就包含着“利”与“害”两种倾向,由于它带有追逐终极目的性,所以在兵学中的地位更显得突出。孙子认为,在利益和风险并存的情况下,必须从战争全局考虑,冷静分析利害得失,不可偏执草率。
  从战略层次看,由于战争事关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事关大利大害,更要慎之又慎。所以它主张战略决策上,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可轻启战端,控制战争发生的频率。在战略方针上要追求全胜。为了达到“胜敌而益强”,尽量以“伐谋”“伐交”等非战的方式解决问题,“伐兵”也要尽量降低战争的成本。在作战指导上,要善战巧胜。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最理想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作战指挥上要讲究谋形、造势、任势,善攻、善守、善藏,等等。总之,孙子认为,“军争”的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各级将领必须头脑清醒,全面了解利益之大小和风险之所在,在变化多端、决策两难中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
 
6. 因形措胜,战胜不复

——关于根据不同矛盾,采取不同解决方法的思想
 
  战争中情况千变万化,矛盾错综复杂,必须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的阶段、所处的不同位置,采取相应的措施,去战胜敌人。比如力量对比的矛盾就有各种不同情况,应该采取不同的战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敌人的情况有治乱、虚实、强弱、劳逸、亲离的不同,因而也要有不同的对策:“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Å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等等。敌人将帅有不同特点,也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不同,也要采取不同政策,有的要战,有的要和;与敌国斗争也要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手段,有的用威慑迫其屈服,有的用骚扰自其奔命,有的用利益调动迫其疲惫。其他如对地形的分析,火攻的运用,间谍的使用,都应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所有这些,都触及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矛盾的问题。
  “用兵之术,唯因字最妙。”(《阵纪·因势》)这个评说也完全适用于《孙子》。《孙子》中不仅有“能因地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名言,还有“因形而措胜”“因利而制权”“因敌”“因粮”“因地”“因间”等多处论述,都是强调要适应情况、因势而变。作战方式不过是攻守、奇正、虚实的搭配和转换,而运用之妙达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的程度,则不是修辞的夸张,而是对军事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朴素而精深的表达。这才是它的普遍价值。
 
7. 预知胜负,拨云驱雾

——关于军事活动要有预见性的思想
 
  《孙子》强调在战争指导上必须对战争的进程、趋势及未来结局都要有前瞻性的分析和判断。在《军形篇》中响亮地提出“胜可知”的观点,即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见的。高明的将帅在战争中所以取得辉煌的战绩,就是凭着高超的预见能力。历代所有战争的成败,都与对战场感知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知”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这也是《孙子》总结战争历史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孙子》在“胜可知”的前提下,还回答了知什么、知的程度以及如何知的问题。《孙子》书中,“知”的使用竟达79次之多,总括起来不外乎“先知”“全知”和“察知”三项。
  “先知”,就是占敌之先和时代之先。《用间篇》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这个话可以从两个层次去理解:一层是指领先敌人。要发展自己“知胜”手段和方法,提高“先知”能力,有了情报优势,才能在战场上占据主动。另一层是要领先时代潮流。要“动而不迷,举而不穷”,不为眼前的假象所迷惑,要有伊挚、吕牙那样的高人慧眼认识时代发展趋势,成败兴衰的取向,以便顺应和领导时代潮流。
  “全知”,就是全面知和全程知。所谓“全面知”就是“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彼己是敌对双方,是当事者;之外就是天和地,是外部条件;合起来可以说无所不包。此外还有知兵、知战、知将、知法等,不一而足。所谓“全程知”,就是对战争的开始、过程和结局的有关信息都尽量掌握,并有通盘的对策。特别是对“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这些战争进行中动态的信息,更为重要。
  “察知”,就是在“先知”“全知”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这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战场上信息不灵,情况不明,将帅就会陷入迷雾中。但是,战场情况复杂,信息量大,不加以认真研究,就会陷入另一种迷雾中。所以对信息要进行综合分析,要善于把握重心、把握关节,在大量的信息中抓住对战争影响最大、最直接的环节,使情报信息更为有效,使力量聚焦,才能使战场态势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胜可知”论的基本内º。
  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围绕制信息权的斗争更加复杂,更加激烈。信息的不对称就成了主动与被动的先决条件。“知”是思的条件,“思”是行的指南。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军事斗争的各个领域,大量信息化武器装备涌入战场,促使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指挥控制手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信息化战场上,作战双方都在围绕着制信息权展开斗智斗勇的较量。只有牢牢地把握住“知”,才能在未来战争中赢得主动。
 
8. 兵力专分,关键在人

——关于辩证地认识兵力集中与分散的思想方法
 
  《虚实篇》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意为通过示形诱使敌人暴露真相,而自己则不露形迹,这样我就可以集中兵力而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在双方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我集中于一处而敌人分散在十处,那么,我就具备了以十攻其一的优势。“我专而敌分”是一种高超的指挥艺术,是通过巧妙示形,转换虚实,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而达到以众击寡之目的。后世兵书也称“专分”为“合分”,认为“合则势张,合则力强,合则气旺,合则心坚”。这种带有发挥性的阐释是很有见地的。所以善用兵者,能使我常专,使敌常分,始终保持优势,占据主动。我专而敌分不是固有的优势,而是靠灵活地谋划和指挥形成的,是人(主要是指挥者)积极运作的结果。在整体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在局部上也可以形成绝对的优势。这个思想被毛泽东发展到极致,在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中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而《孙子》的这一思想正是近代以来集中兵力用兵原则的源头。
 
9. 求胜可为,能动发挥

——关于发挥主观能动性,促使战争矛盾转化的思想
 
  孙子认为,战争的客观条件对战争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的进程是依照其自身规律运动的。从这个角度讲,它认为“胜可知而不可为”,即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也就是说只有顺应规律,因势利导去夺取胜利,而违背规律,一厢情愿地运作,必将招致失败。
  此同时,孙子还认为在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上,人并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主观努力,可以促进矛盾的转化,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又承认“胜可为”。就是说,如果能按照彼己双方情况,正确决定自己的行动,那么胜利是可以争取的。所以,《孙子》提出许多以积极的行动去争取胜利的Ô则: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我专而敌分”“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敌虽众,可使无斗”“形人而我无形”;使敌“不知其所守”“不知其所攻”,等等,都是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空间。
  《孙子》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胜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的关系,但从不同地方的不同说法中,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出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决定性的主从关系和辩证关系。同样,对从“可知”到“可为”的发展过程也没有正面论述,但其中处处都隐含着通过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使军事事物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争取主动权,表现在作战实践中,深植于指挥员的思想观念中。大凡谋略创造,不只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意志、一种精神状态。只有在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下,智慧才能发挥出来,潜智潜能方可被激活。谋略的运用贵在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孙子》十三篇,处处透射出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主导战场的气势,一种积极进取、争夺主动的胆略。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随机应变,还要积极求变,为人之先。这就是《孙子》这个思想给人们的启示。
 
10. 用兵有道,道法自然

——关于借助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揭示事物本质的思想方法
 
  《孙子》全书都在探讨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问题,而这个规律在《孙子》看来并不神秘。军事事物也是客观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然依着自然法则运动。其中最直观的就是某些自然现象,比如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用这样的比喻说明在兵力控制和能量控制上,不仅有形式上相似之处,更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以水的流动作比喻从运动目标、运动方式、运动规律三个方面发现了水流和兵形的相似之处。从运动目标说,水流的规律是由高处流向低处,用兵的规律是避开坚实之处击其虚弱之点。即以能量最大化的实力,指向能量最小化的目标。从运动方式说,水的“因地”是指地势的不同而决定流向不同。兵的“因敌”是说,根据敌情变化来选择不同的战法。就是都必须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从运动规律说,两者都是“无常势”“无常形”,都有一个辩证转化的过程。水的流动没有固定的方向,用兵打仗没有固定的方式。无常和有常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互为表里的关系。
  《孙子》用水流避高趋下、因地制流比喻兵势避实击虚、因形制胜的道理后,进一步推而广之说,“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从更高层面概括了事物运动的规律。天地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同样的道理,军事领域中的各种矛盾现象也是时刻在发展变化着。“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战争中各种矛盾现象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任何一方都可能向它的反面转化或从它的反面产生出来。这些具体矛盾的转化,推动着战争向前发展。只有认识到这种变化,顺应这些变化,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战争引向胜利。《孙子》所揭示的丰富精辟的军事Ô则一直被人视为圭臬,不断给人以宝贵启迪和无尽的教益,而其观察研究战争的思想方法更是卓绝的,更具有普遍意义。
 
11. 迂直利弊,互为转替

——关于运用逆向思维,采取间接路线,达到直接目的的思想方法
 
  趋利避害是一切决策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孙子》决策论的出发点也不例外,这也正是它实用理性的显著体现。孙子认为,看待战争、从事战争、驾驭战争的出发点就是看军事事物本身的利益大小、得失多寡。因此,它一再强调“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勿动,非得不用”。其根本宗旨就是要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这是常人的共识。但《孙子》的高明在于它能够辩证地看待利害得失,认识到军事事物中的利与害是互相交杂的,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同时它们还是变动不居,随时转化的。所以它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善于指挥作战的人应该将利与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综合考虑,见利思害,见害思利,即所谓“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孙子思想的思辨性还表现在逆向思维、反用原则上。它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按正常思维,就常情而论,走迂回路线,路途远,劳力费时,势必落后;在不利条件下行事,必然风险大、难度大,一般认为是不利的。如果敌人正是这样想的,认为我不可能采取这种行动,而把防御重点放在对我有利的方面,忽视了对我不利的方面,我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乘隙而行,Ó难而进。其结果迂远反成为近直,不利反变为有利,这样更容易达到预期目的。《孙子》中提出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等用兵Ô则,都是建立在这个思想方法基础之上的。
  这个思想在于启发人们,分析问题不仅要运用顺向思维方法,按一般逻辑推理,还要善于运用逆向思维方法,敢于反常破禁,采取非常手段。这种方法只要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可以收到常法所达不到的效果。高明的战略家、决策者,就在于有全面驾驭利害关系的智慧,清醒地认识其中的主次、轻重、缓急。所以,趋利避害不单是功利选择问题,还是一个哲学考查问题。
 
12. 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关于从人的心理现象入手研究战争指导的思想方法
 
  孙子认为,在各种情况下,正确分析和利用人的心理状态,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内治还是外战,都要研究人情之理。对内实行仇敌、爱国、保民教育和实行重赏,就能调动部队奋勇杀敌的积极性;爱兵,就能使士卒感恩思报,而勇于赴险犯难,生死与共;本土作战或入敌境不深,士卒容易逃散;相反,深入敌境,“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用兵要针对不同心态采取相应对策。对敌示以强大的威势,使敌闻风丧胆,可以不战而屈敌;采取优待俘虏政策,可以瓦解敌军,涣散其斗志;对处于穷途末路之敌,采取“勿遏”“必阙”“勿迫”策略,可以避免敌人困兽之斗、拼死决战;针对敌军士气变化,可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巧破敌;针对敌人将帅心理弱点,可以覆其军,杀其将,等等。
  《孙子》关于心理研究的论述,多是作为个别用兵Ô则提出来的,似乎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如果深入考究,事实并非如此。它举的每个事例,既有理论品格,又有实践色彩,让人耳熟能详,顿悟在心,用于实践,屡试不爽。在《孙子》书中,没有繁琐的论证,没有玄虚的猜测,唯有入情入理、合时合地的唯物立场,所以它能够不受时空的局限,生命力不减。它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军事心理学内容,对其加以挖掘整理,以完善军事心理学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13. 巧借战地,转害为利

——关于运用逆向思维指导作战的思想方法
 
  在战场的选择上,《孙子》十分重视选择对己有利对敌不利的战地。在《九地篇》《地形篇》《行军篇》《九变篇》等都有如何选择和利用地理、地形问题的详细论述。悟其言遵其理,必能得地之利。然而在战争的发端和进程中,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又往往是险象环生。一旦部队“深入敌境”,陷入“死地”“围地”时,在既不能避战,又不能坚守自保的情况下,就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情况下,《孙子》主张敢于利用险恶的态势固结军心,以超常的勇气与敌人决死一战。这样反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反败为胜。这就是《孙子》反向思维、反道用兵的思维方式。
  《孙子》这个思想的心理根据是“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它分析士卒的心理状态说:“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就是说,被包围就会竭力抵抗,形势险恶、迫不得已就要拼死战斗,深陷危境就会听从指挥。将帅应该掌握部队这种心理,敢于采取果断措施,像登高而去其梯一样,把部队投入险境,全力奋战,向敌人示以必死的决心,从精神上压倒敌人。
  “投之亡地然后存,置之死地然后生”,是一种强烈的创造进取精神,是智慧和谋略的超常发挥,是在艰难险阻面前使部队产生惊人战斗力的源泉。在危急关头,思想保守,意志薄弱的指挥者,或者悲观失望,坐以待毙,或者作无济于事的死打硬拼,都是低能的表现。而意志坚强的指挥者,决不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他将尽最大的努力,冷静地分析形势,找出成败攸关的节点,寻求起死回生的措施,创造转败为胜的奇迹。
 
14. 顺势应时,方止圆行

——关于在战争活动中,主观指导要顺应客观实际的思想方法
 
  孙子认为,战略指导是借助于客观形势的能动行为,而不是苛求于人或凭人的主观意志指挥。外部条件可以借用,但不能强求,它把这个道理形象地比喻为木石的滚动,“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則动,方则止,圆则行”,只有顺势而行,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势比人强,所以它把谋势、任势看成是军队建设、战争指导的首要追求。
  “谋势”,就是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形势;“任势”,就是正确利用客观形势。这里所说的“势”就是军事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只有认清了这个总趋势,才能顺应时局,掌握主动,驾驭战争驶向胜利的彼岸。在战役、战术上主要表现在战机的捕捉、攻击方向的选择、兵力的部署、军心士气的把握等,这些方面如果恰到好处,适合机宜,就能顺利地达到战役、战术目的。在战略或宏观军事历史角度看,主要表现在时代潮流、历史机遇、军事发展趋势、现实条件的成熟程度等,这些历史的推动力是达到战略目的基础。
  以《孙子》重势观点看现实的军事变革,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把握大势,才能明确发展方向,自觉投入改革大潮。军队建设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超前的战略意识,在国际大背景中去思考和筹划。就是要以建设信息化军队为战略目标,实现军队建设的整体转型,使军事理论、武器装备、组织结构、军事训练、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要按着信息化的要求进行彻底改造,努力锻造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
 
15. 以道为首,以人为本

——关于在战争活动中,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的思想
 
  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是“道、天、地、将、法”,而其中处于首位、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道”。在判断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时,就要对敌我双方的基本要素加以对比,看“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熟练?赏罚熟明?”而在条件对比中,主要是作为战争主体的君主、将帅和士卒素质的对比。这就是说,军事活动的主体是人,是有道的政治决策者、有能的军事指挥者和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战斗员的集合体。他们是一切军事行为的主体,居于支配地位,而天、地、法等则是在主体支配下的客体,是辅助条件。可见,《孙子》对战争诸因素的认识是主次分明、本末有序的。这一宝贵认识无疑可以帮助人们理清建军和用兵的思路。
  军事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物,推动军事变革的Ô动力是人,特别是从事军事活动的人。无论是古代冷、热兵器战争,还是近代机械化战争,抑或现代信息化战争,人都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借助于武器装备,结合自身的意志、智谋同敌人进行暴力对抗的人。这种人需要具有高度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表现为正确的政治理念、强烈的爱国热情、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熟练地掌握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并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还要具有主动意识和创新意识,善于创造、改进和完善军事系统,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只要有这样的军事主体存在,就能适应军事发展潮流,立于不败之地。对于这一点是不能怀疑和动摇的,特别是在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发生阶段性变化、战争发生某种转型的时期,切不可步入“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决胜论”的迷途。技术可以使战争打得准、打得狠,但是不能决定打得对;可以一时打胜战争,但不能保证“修其功”。战争既要追求军事效益,更要追求政治效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才能稳操战争的政治舵轮,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16. 践墨随敌,推陈出新

——关于战争指导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的思想方法
 
  孙子认为,军事活动的奥妙在于顺势应时,因情以变,不能守成,不能媚俗。所以它提出的许多观点在当时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比如在战争观上,它不与当时引为时尚的“去兵、去战”论相附和,而是高扬“兵者国之大事”的“重兵”论;不是片面地宣扬“兵凶战危”,只讲战争的负面作用,而是提出“兵者,利也,非好也”(《见吴王》)。既承认它的负面作用也看到它的正面作用。在战争目的性上,不以虚伪的仁义道德做粉饰,而是大胆地提出“兵以利动”。在战争指导上,主张通权达变,要求因敌、因地、因时、因势而变,根据兵力“有余”或“不足”的具体情况,选择或攻或守的作战形式,反对片面强调进攻或防御。在作战手段上,它同“成列而鼓”的迂腐观念针锋相对,大胆提出“兵以诈立”、以诡道制敌的用兵Ô则。诸如此类的观点不胜枚举,其中有的是《孙子》首倡,有的是前人只做不说而《孙子》直言不讳,不论属于哪种情况,都在《孙子》这里得到了历史性的突破。
  孙子认为,军事斗争本来就是一种“无常势”“无常形”的对抗活动,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才算真正认识了用兵的真谛。以往的成功¾验及其理论成果有其真理性因素和合理的内核,但是它们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这就像“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一样。因此,军事理论的取向和军事理论的选择都必须“悬权而动”。所谓“践墨”就是敢于打破理论形态的、抑或是文字形态的成果,建立起与现实情况相适应的新的理论,用以指导现实的战争。
  总而言之,在《孙子》看来,一切军事理论和作战原则都不是先验的规定,不是凝固的板块,而是像水一样,因地而制流、随器而圆方的流体。所以它谆谆告诫人们不仅要知道“所以胜之形”,更要知道“所以制胜之形”。这一见解对于那些因Ñ守旧、故步自封的战争指导者和军事理论家来说,不啻是一剂清醒剂。有鉴于此,人们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历史地、现实地、发展地看待军队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适时调整思路,转变观念,推陈出新,闯出新路。必须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关注和研究信息化战争,创新和发展信息化战争理论。
 
17. 体系对抗,如同率然

——关于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中的系统论思想方法
 
  孙子认为,军事活动是一个有中心、有重点的体系运作,并把它形象的喻为“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这就是说,军事行动是围绕一个中心的整体Ð作,其反应之灵活如同一个有机体。运作没有中心不行,有中心而各个局部互不Ð调也不行。多元一体、整体运作是用兵的基本原则,即强调战争体系一体化、作战行动协调一致。《孙子》这个朴素旳认识,也正是当今战争形态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战争活动的一体化将显得越来越突出,战略目的的实现途径更加简约,一般不需要通过多个战役战斗阶段来实现,更多地显示出“毕其功于一役”的特点。
  《孙子》“率然一体”的用兵观点,还启示人们,在军队建设上如何处理好全局与重点的关系问题。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善于把握全局,抓住重点,解决主要矛盾。与此同时,还要善于以重点带动和影响全局。特别要适应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即战场对抗发展为体系对抗;作战样式运用趋于系统化;战略、战役、战术三级行动融为一体;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走向联合等特点。
  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率然一体”的突出特点是作战力量的多元化的整体作战、合力制胜。在谋划战争时,既要考虑作战部队,又要考虑保障部队;既要考虑有生力量,又要考虑技术装备;既要考虑软杀伤力量,又要考虑硬摧毁力量;既要考虑战场上直接作战对象,又要考虑战场外与直接作战对象密切相关的诸多方面。把着眼点放在实现各种力量、各种兵器最大的聚合能力上,放在达成战斗力的最佳集成上,放在各种力量能够综合释放最大能量上,使武器装备和作战力量在战场上发挥出最大效能。
 
18. 覆军杀将,必以五危

——关于将帅的心性弱点可能对战争活动造成不利恶果的思想
 
  《孙子》对将帅的心性弱点和可能导致的恶果提出批评和警示。《九变篇》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意为将领的性情有五种危险倾向:只知死战,可能被杀;贪生怕死,可能被俘;情绪暴躁,可能被轻侮;廉洁自守,可能被玷污;爱护兵众,可能被牵累。有以上这五种情况,都是将帅的致命弱点,是用兵的灾难。军队覆灭、将领被杀,一定是由于这些过失造成的,所以不能不严格防范。
  具体地说就是:“必死”,即不怕死,有牺牲精神。正常情况下这是优点,是军人应有的品格,但是缺乏谋略支撑的勇敢,就可能走向事物的反面,只知死打硬拼,反而造成作战失利。“必生”,即贪生,一心保存自己,没有奋勇杀敌的勇气,在生死的搏斗中,将无战心、军无斗志,最终就会成为敌人的俘虏。“忿速”,即生性暴躁,一触即跳,¾不起刺激,就会因受到侮辱而失去理智,容易中敌人的激将法或调虎离山计,轻举妄动而铸成大错。“廉洁”,即洁身自好,过于顾惜脸面和名声。为了维护虚名,不计任何代价,这种廉洁便成了致命弱点,如不克服,势必会误军国大事。“爱民”,即将领宽厚仁慈,爱护部众。这本来也是优点,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顾民事,忘了军事,被敌人无谓的骚扰而疲于奔命,就会陷于更大的被动。
  总而言之,将领性格上的偏执,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会给国家和军队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孙子》充分看到了这些心理弱点所潜藏的危机,所以谆谆告诫将领要时时警惕这些问题,始终以清醒的头脑、冷静的心态去思考和处理问题,以避免覆军杀将之灾。当然,将领的弱点并不止于“五危”,《孙子》的告诫,方法论的价值也远大于对号入座式的借鉴,这也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