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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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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基础

1. 哲理根深,唯物辩证

——关于孙子军事思想的唯物辩证哲理基础

 
 
  《孙子》这部世界公认的兵学经典,其价值超越时空界限。它所揭示的若干军事原则所以具有广泛而长久的适用性和深刻的启发性,就是它具有深刻的哲理性,也就是植根于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根基之上。在分析研究战争、判断战争胜负时,能够从“道、天、地、将、法”等客观条件入手,并充分认识到战争对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特别是对“道”和“天”的解释更是卓绝于世。春秋及其以前的思想界,论“天”说“道”无不带有唯心论和神秘主义色彩。《孙子》中的“道”,则不是虚幻不可捉摸的超时空的东西,而是指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是“令民与上同意”的政策等客观现实。《孙子》中的“天”,不是什么神物,而是“阴阳、寒暑、时制”等自然现象。它还认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充分说明,《孙子》对于了解敌情,既不信鬼神和天命,也不用历史事件去机械类比或推论,而是从真正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取得。这种唯物论的思想同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畏天命”“敬鬼神”等唯心论的说教,是针锋相对的。
  《孙子》在探讨战争规律的过程中,还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特点。它提出了关于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迂直、强弱、众寡、劳逸、治乱等一系列对立现象,并要求人们在战争活动中要关注对立的两个方面的情况。如了解情况时要“知彼知己”,考虑问题要“杂于利害”,争夺制胜条件要注意“军争为利,军争为危”,等等。对于治乱、勇怯、强弱、劳逸、饱饥等矛盾着的现象,孙子认识到它们是可以转化的,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等等。在认识自然现象时它看到天地、日月、江河、四季的不断运动,并用自然现象的变化无穷来比喻情况的多变和用兵方法的灵活多样。这种思想方法,无疑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唯物、辩证是孙子思想的两根支柱,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大厦则牢不可破,其理论价值所以能历久弥新。 
 
2. 哲学价值,比肩易经

——关于《孙子》的哲学价值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孙子》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早就已被人们所认识。早在宋代郑友贤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十家注孙子·遗说》中明确地把《孙子》与《易经》那样的哲学著作并列,可见他已觉察到《孙子》同样也有丰富的哲学蕴含。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专论孙子哲学思想的文章出现。然而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当首推郭化若。他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中专题论述了孙子的唯物论辩证法因素,将《孙子》哲学思想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孙子哲学思想的著述不断出现,不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非前人所及。人们普遍认为,正是由于《孙子》有深刻而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作基础,《孙子》的军事理论大厦才具有了牢不可破、不可动摇的雄厚根基,才使得《孙子》在军事理论上确立无可替代的地位,也是《孙子》经久不衰,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奥秘所在。在新的历史时期,《孙子》的思想仍将是我们生活中的伴侣,除了继续重视、借鉴它所提出的一些军事原则以外,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要认真学习、继承和发展《孙子》的思想方法。这是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使命,也是弘扬《孙子》、发展《孙子》的正确方向。
 
3. 制胜有道,以形相胜

——关于认识和遵从客观规律的思想
 
  《孙子》把战争规律(或军事规律)称之为“道”。这个范畴的提出并运用于军事领域,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精彩篇章。最先提出“道”的概念的是老子和孙武。《老子》一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大本营,并且蕴含着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它所说的“道”是一个广泛的哲学范畴。它既讲道“为天下母”,用玄之又玄的道说明世界本原,从而具有客观唯心主义色彩;又讲“道法自然”,使道具有客观规律性的含义,包含着唯物论的因素。《孙子》则把“道”用作军事范畴,最先提出了“战道必胜”的命题,使道具有更为明显的客观规律的含义,体现了战争之道的客观性,从而为古代军事哲学方法论奠定了朴素唯物论的基础。
  《孙子》的“道”具有多重含义,有的地方指政治,有的地方指规律,有的地方指方法,但都没有脱离唯物论的基础。《地形篇》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意思是说,从战争规律上看,一定能取胜的仗,国君说不打,将帅可以坚持打;从战争规律上看不能取胜的仗,国君说必打,将帅也不应该去打。这里把战争客观规律放在最高统治权力意志之上,强调了将帅不能机械服从国君命令,要根据客观规律去打仗,才能取得胜利,表现了鲜明的唯物论倾向。
  《孙子》有时又赋予“道”以政治含义,如把“道”理解为“令民与上同意”,这里说的“道”,指的是上下同心,可以说是阐明了战争之道的政治基础。《军形篇》是一篇实力论的专论,它把战争看作有形之物,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活动。其中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分析战争环境和发展军备,必须从有形的物质力量着眼。孙武的后人孙膑继承了孙武的唯物论传统,提出了“兵道”论和“以形相胜”的命题,更加明确地体现了朴素唯物论观点。这个思想成为后世兵学的主导思想。
 
4. 天官时日,不若人事

——关于倡导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思想观点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在先秦时期更是各派哲学争论的焦点。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把天看作有意志的天,要求人的一言一行必须服从天命。这种观点体现在战争领域,使得战争中的迷信思想相当流行。人们把战争的起因和结果都看成上天预先安排的神秘现象,行军作战都得求神问卜看吉凶。在殷商甲骨文中常有这样的例证。到后来,这种思想也未完全消失,《左传》中许多有关战争的记载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过,随着战争经验的积累,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正是在战争这种激烈的生死搏斗中,较早地找到了立足之地。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军事家,或者开始把敬天和保民的思想结合,强调“以德配天”,战争要以“仁义为本”“吊民伐罪”;或者直接提出重人事、求战道的思想,逐步形成唯物主义战争观思想。在这一点上《孙子》也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孙武有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意思是说,预先了解敌情,不能靠求神问卜,或用其他事例来类推,或用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来做验证,必须靠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得到。《孙子》全书几乎没有一点迷信成分,这种重人事和求己的思想,强调了人是战争的主体,在先秦兵书中是最杰出的。而继承《孙子》这个思想最突出的可以说是《尉缭子》。该书开宗明义就指出:“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它又高度概括说“天官时日,不若人事”,认为取得胜利是依靠人的作用,不是神的力量,“圣人所贵,人事而已”,不是依靠察看天文星象等迷信手段。书中还提出:“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这是对孙子思想最好的继承和发展,用“天官时日,不若人事”这句话来概括《孙子》的论述,可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5. 义必有两,相对而出

——关于军事领域矛盾现象及其运动方式的思想观点
 
  战争是最尖锐的社会矛盾运动形式,是敌我之间的生死搏斗,必然充满着各种矛盾。战争之道即战争规律,也就是敌我生死冲突的矛盾运动规律。矛盾这一概念也正是概括了矛和盾这两种武器的尖锐对立而上升为哲学范畴的。孙子认为,军事领域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范畴而存在的,并善于用矛盾范畴概括各种现象,诸如敌我、胜败、利害、治乱、强弱、众寡、攻守、进退、虚实、奇正、远近、动静等,都是循着这个思想路线的。其中一些矛盾范畴,还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古人所谓“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正是对这种思想方法的进一步提升,汇入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成为其中的一大亮点。《老子》和《孙子》都概括了几十对矛盾范畴,《老子》的概括更多的具有哲学的普遍性,《孙子》的概括则更多的突出了军事特点。《孙子》开宗明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明确肯定了战争的结局表现为生死存亡的矛盾。从这点出发,它考察了战争各方面的矛盾,并且强调了矛盾的斗争性方面。可以说已初步形成了关于军事哲学矛盾范畴的体系。例如在战争观上论述了关于有道与无道、重战与慎战、文与武 、义与不义、备与战等矛盾关系;在战争认识论上论述了知与战、彼与己、利与害、胜可为与不可为等矛盾关系;在治军论上论述了赏与罚、恩与威、教与战、治与乱等矛盾关系;特别是在用兵原则上,论述了攻防、进退、众寡、强弱、胜败、奇正、虚实、先后、速久、迂直、得失等矛盾关系,其哲学方法论的色彩更为浓厚。研究古代哲学方法论就必须深入探讨这些矛盾范畴。
 
6. 乱生于治,弱生于强

——关于军事矛盾转化的思想观点
 
  孙子认为,在军事斗争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兵势篇》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认为治乱在于管理,勇怯在于态势,强弱在于实力。这也就是说,“数”是治乱的条件,“势”是勇怯的条件,“形”是强弱的条件。战争中的一切矛盾现象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治中产生,怯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勇中产生,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强中产生。而且这些转变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促使其转化。它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孙子》还提出了一些促成矛盾转变的理论根据,如“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在于敌人自己,所以它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认为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意愿去取得。它在《虚实篇》中论述了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如何争取主动,避免被动,集中力量,去造成敌人的被动和弱点,“胜可为也”。就是说,如果能按着彼己双方情况,正确决定自己行动,那么胜利是“可为”的。《孙子》对“胜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的关系,对“可知”到“可为”的发展,都有了明晰的阐述,体现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特别在众寡、分合的论述中,认为善于处理众寡、分合的关系是促使强弱转化的重要条件。它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里说的是,巧妙地运用“形人而我无形”的办法,形成“我专而敌分”,我能形成“以众击寡”的态势,就容易战胜敌人了。众与寡指兵力使用的多与少、合与分,它和强弱、虚实等范畴有着密切联系;强弱的含义较广,主要指双方力量对比;虚实主要指作战的具体态势;众寡则主要是讲兵力的具体使用,它是区分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孙子认为这些范畴都是互相联系,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所以《孙子》从多方面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如果处理得好,就能做到“兵非贵益多,虽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这些论述既可以作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例证,也是《孙子》丰富而生动的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体现。
 
7. 杂于利害,趋利避害

——关于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
 
  这个思想集中表现在对利害关系的辩证分析上。《孙子》对战争中利害矛盾作过较为充分地阐述,提出了“杂于利害”,趋利避害的利害观。它强调“军争为利,军争为危”“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还提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思是说聪明的将帅思考问题,必须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兼顾到利的一面,事业才可以成功;兼顾到害的一面,祸患才可以避免。利害直通胜败,有利于消灭敌人取得胜利就是利,不利于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就是害。因此,利害矛盾也是战争基本矛盾的体现。在《孙子》看来,如何对待战争,是否从事战争,怎样驾驭战争,出发点就是考察事物本身的利益大小、得失多少。其根本宗旨就是要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
  如果《孙子》的利害观只停留在趋利避害上,那只能是常识和本能性的见解。《孙子》的卓见在于能够辩证地看待利弊得失,认识到利与害常常同处于一个事物之中,参差交杂,而且还是随时转化、变动不居的。利与害是辩证的统一;观察事物的利与害也应持辩证的态度。高明的战略家从来不否定同一事物中利与弊的客观存在,只是特别强调要把利与害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让任何一面无限制的膨胀,即使是利也不能过分地追求,必须取舍得当,张弛有度。战略家、决策者的高明,在于全面驾驭利与害关系的智慧,尤其是在看待利与害的时候能够清醒地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趋利避害不仅是一个功利选择问题,更是一个哲学考查问题。其关键就在于求本质之利、根本之利、长远之利、全局之利,而不要被眼前之利、局部之利、枝节之利、表面之利所迷惑,以致作出错误或短视的决策,干扰了根本利益的实现。
 
8. 事凡有度,过则为灾

——关于辩证能动的思维方法
 
  其主要表现是它在事物转化上,对临界“度”的理解和把握。这里面已潜含着质与量的关系问题。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量中有质,质中有量;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在孙子的潜意识中,已经蕴藏着这种哲学见地。在战争观上,它强调对待战争这个大事既要高度重视,周密研究,又要十分谨慎,努力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其重战、慎战并重的哲学前提。在作战指导上,《孙子》既强调“军争”,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必要环节,同时又主张“军争”必须有节制。因为“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必须把握好这个度,否则过犹不及。在将帅品格和部队管理问题上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有很好的体现。如《九变篇》论述将有“五危”说:“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其实,就常情而言,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民惜兵等,本来都是将帅应该具备的优良品德,本身并无过错,然而一旦过度,也就是发展到“必”的程度,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优点变成了包袱,成了“覆军杀将”悲剧的起因了。在治军上,既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反对“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军备建设上,要掌握“度、量、数、称”的综合平衡,形成稳固的基础;反对畸轻畸重,单项冒进,顾头不顾尾,造成比例失衡。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这都是孙子以辩证能动思维方法观察、把握事物性质的重要阐述。
 
9. 事有多端,总体掌控

——关于辩证能动对待事物的思维方法
 
  表现为它能够以普遍联系、互相依存的观点和方法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军事问题。在孙子兵学中,战争首先是被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来对待的。它讲道、天、地、将、法“五事”,就是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将政治、军事、天时地利条件、法规制度建设、将吏的选拔任用等各项因素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进行考察的。特别是《孙子》论述的各种兵学范畴,如奇正、虚实、主客、形势、攻守、速久、迂直、众寡、强弱、有备不虞等,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而存在的。这样才形成一个严密系统的理论体系,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斩断一根链条,或失去其应有的联系,这个理论大厦就自然崩塌。这正如《老子》中的美丑、难易、长短、高下、损益、刚柔、祸福、荣辱、智愚、巧拙、生死、轻重等范畴一样,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另外,孙子还看到不仅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性和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并把它运用于战争指导。它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说明用兵作为一种特定的事物现象,本身就包含有利、害两种倾向。而正是这些辩证联系的观点,使得孙子的兵学理论具有最大的圆融性和透彻性。
 
10. 透过现象,揭示本质

——关于辩证能动地观察事物的思维方法
 
  在观察军事事物中,充分认识到现象和本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提倡辨别真伪,透过现象认清事物的本质。在铁血拼杀、生死一线之隔的战场上,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所采取的手段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真假虚实,互见互用;奇正相生,变化无穷。这些“兵者诡道”的外化现象,就会层出不穷。在这迷雾重重的世界,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不为外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排除干扰,占据主动,赢得胜利。所以《孙子》特别强调正确判断敌情,并以辩证的思维方法提出若干“相敌”手段。在《虚实篇》说:“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只有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信心足,才能稳操胜券。在《行军篇》中,它详细列举和分析了三十二种“相敌”之法,诸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它运用辩证思维,从纷繁复杂的军事现象中所揭示的事物本质,其方法论的价值已经蕴含其中。
  一般地说,现象和本质是一致的,现象是认识本质的向导。但在个别情况下,现象与本质是矛盾的,它可以掩蔽本质,诱使人误解本质,这种现象就叫假象。这在军事领域特别是战争环境中尤其常见,这就需要人们特别要辨别真假。“相敌三十二法”中,就有相当多的例子属于这种情况。这不仅是经验的总结,更有其方法论上的贡献。这标志着《孙子》真正吃透了朴素辩证法的精髓。
 
11. 策有高下,比较存在

——关于辩证能动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
 
  孙子认为,决策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选择性。各种选项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中选或落选项目的优劣,是特定条件下的主体的主观评定,而不是客体本身的性质。所以,在《孙子》的战争决策论中,常常提出多个选项,比如:从战争的结果看,“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战法选择上,它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对于进攻作战的形式,它也有多种选择,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里所列出的各种情况和选项,不管是上下、主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价值。在决策中,所以当选,是因为主体认为这个选项与现实条件相吻合;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它与现实情况需要有差距。所谓优劣,是主体自身的感觉和认知,而不是客体自身的属性。《孙子》这个思维方式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密切结合,可以帮助人做出最佳选择,而避免思想的偏执和僵化。这不管是军事领域,或是其他带有决策性或选择性的活动,都是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
 
12. 积多成神,才能跃升

——关于将帅决策能力的朴素唯物论认识论思想
 
  《孙子》承认将帅能力有大小,决策水平有高低,但这些与天意无关,与神灵无涉,而是将帅对现实条件的把握和运用的正确和充分与否。首先《孙子》肯定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是道、天、地、将、法这些客观存在现象,道也是一种客观现象。正确地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在于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客观因素认识的多少和深浅。知之越多,了解越深,人的认识能力和指导能力就越强,即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中也讲用兵如神,但这个神不是神秘,而是出神入化,或者说是认识深刻,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因而“所措必胜”。所以《孙子》中反复强调战略决策必须做到先知、全知、深知、详知,知多才能成神。《孙子》强调将要有能,就是具备智、信、仁、勇、严等这些决策、指挥、带兵的实际能力,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凭空想象的幻术。要想决策正确,要靠“五间俱起”察明敌情,要以“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侦察手段,察明敌人动向,这完全属于唯物论的认识论。将军必须懂得“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而这些能力只能靠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获得,而不是什么先验的、固有的东西。这与当时以《老子》为代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是针锋相对的。《老子》宣扬“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反对接触实际,鼓吹“不行而知”,这显然是自欺欺人之谈。相形之下,《孙子》立足实际的唯物论思想,其进步性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要达到用兵如神的境界,首先要在认识论上解决主体能正确地反映客体,正确地认识军事的本质和规律,要全面掌握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情况,全面掌握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准确地预见战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做到先知先觉、独知独见。因此,料事如神就成了用兵如神的先决条件和认识基础。在春秋那个敬天迷信尚有广大市场的社会环境中,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孙子》摒弃天意、注重实际的唯物论立场,不仅与占蓍卜龟、祈祷神灵的神学观念划清了界限,而且还客观上回答了人的正确思想、正确决策和正确指导是从哪里来的问题。这就彻底否定了唯心论的先验论,牢固地奠定了唯物论的反映论的理论基础。
 
13. 尊重客观,不唯客观

——关于辩证、能动的思想方法
 
  《孙子》强调战争是一种客观物质运动的现象,战争本身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战争指导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发现和掌握这些规律,并因势利导加以运用,以顺利地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孙子》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它贯穿于《孙子》战争理论的方方面面。一切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不搞一厢情愿的事。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孙子》不仅承认军事事物是客观存在的、发展变化的,而且在这个客观发展的过程中,人的主观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它反对消极被动地对待事物的变化,而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影响和干预事物的转化,使之尽可能符合自己的主观愿望。在这一点上,孙子的境界要高于老子等人。
  在先秦时期,《老子》在朴素辩证法思想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是首屈一指的。它对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属性作过精辟的论述,提出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一系列观点;它对事物转化的属性有过深刻地揭示,认为“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它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也做过认真的思考,提出了“反者,道之动”,“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命题。然而,《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却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即不分条件地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进攻,一味提倡“不敢为天下先”,退让容忍,无所作为。
  反观《孙子》,则可以发现它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充满了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主张在尊重客观实际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比如,在战略决策中要积极争取,“计利以听,乃为之势 ,以佐其外”;在军队行动中要争取“形人而我无形”,“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调动敌人,迫其就范;在与敌对峙中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从而实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总而言之,辩证观察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克敌制胜,战胜不复,乃是《孙子》辩证能动思维方法的精义所在。   
 
14. 理想境界,用兵如神

——关于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军事哲学理念
 
  用兵如神,是历来人们对用兵效果的理想追求,有时也用来对某些兵家名将的赞赏,极言其指挥能力的高超。《孙子》也不回避对这种理想的追求和探索,但在《孙子》那里的“神”并不神秘。《孙子》中“神”字出现两处,都在《虚实篇》。一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二曰:“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两句话的意思概括起来,无非是说用兵隐蔽、因敌变化,就是用兵如神。但我们联系《孙子》有关用兵的论述,要达到“神”的境界,其实并不简单,它包括从认识到实践的全过程。具体可分为三论:
  一是料事如神的认识论。要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认识客观世界。正确地认识与预见是正确决策与行动的先导。“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所以,要达到用兵如神的境界,首先要在认识论上解决主体能正确地反映客体,正确地认识军事的本质和规律的问题,要全面掌握敌我双方的相关情况,准确地预见战场发展的趋势,因此料事如神就成了用兵如神的先决条件和认识基础。
  二是神机妙算的决策论。正确地认识与预见是正确决策的前提。但是有了正确地认识与预见并不等于就有了正确的决策。决策作为认识与实践的中间环节,具有非常明显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的特点。解决同一矛盾往往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方法与途径。军事上的决策必须是对多种可能性和可行性,经过反复论证,审慎比较,审时度势,选择其最优方案。因此,神机妙算就成了用兵如神的第二层含义,是达到用兵如神境界的策略先导。
  三是随机应变的实践论。有了正确地认识与预见,又有了正确的决策,还必须付诸战争实践,实现其克敌制胜的目的。认识和决策还都属于主体方面思想精神形态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胜利。只有通过实践,只有在军事行动上,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或者使敌人感受到威胁不得不放弃抵抗,这才是用兵如神的最后归宿。而且实践并不是机械地贯彻执行决策,而是更高层次的创造性行为,必须践墨随敌,随机应变。总之,认识——决策——实践,这是指导战争过程中三个相互联结、不容分割的环节。认识上的料敌如神,决策上的神机妙算,实践上的随机应变,这三部曲就是孙子兵学理论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孙子认识论的真谛所在。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孙子》讲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个论断成为几千年的名言,绝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包含着认识论、决策论、实践论三个方面的内容。它讲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指的是战场上敌我双方形势瞬息万变,指挥员要取胜于敌,首先要正确地、及时地掌握运动着的战场态势,预见未来,这是认识范围的事;它讲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这里既包含着根据敌情制定正确的决策,又包含着实现决策的实践。其总的精神就是要求指挥员必须从实际出发,敌变我变,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矛盾,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这里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在军事上具有典型的、普遍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