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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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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研究发轫时期

 

战国是《孙子兵法》广为流传的时期,也是《孙子兵法》研究的初始时期。其思想对当时的兵学理论、诸子学说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不但成为当时军事实践的指导理论,而且在外交斗争、生产经营、医学研究等非军事领域也开始对之借鉴、运用。此书在战国广为传播的根本原因是其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外交、政治等社会斗争的需要,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发展至战国时期的必然反映。我们从战国时期《孙子兵法》的流传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孙子兵法》不但成功地指导了当时的军事实践,而且非军事领域也开始对之借鉴
 
《孙子兵法》在战国初期就应已有传播。孙子佚文《吴问》中对范氏、中行氏、智氏的灭亡顺序说得很准确,但预言韩、魏、赵最终将归于赵就说错了。这说明此文很可能完成于三国分晋(前403年)前后。如此说来,孙子后学在此时期就已经作祖述、阐发、补益《孙子兵法》的工作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称,吴起(?-前381年)“学兵法以事鲁君”。这里的“兵法”应包括《孙子兵法》在内。战国中期,《孙子兵法》传播已相当广泛。到了战国末期,此书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韩非子·五蠹》说:“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即反映了这一情况。
(一)战国时期兵书中反映的《孙子兵法》研究情况
《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著作,对之重视的首先是战国时期的兵家,他们对《孙子兵法》有深入的研究。这在战国时期出现的几部兵书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吴子》一书,今人一般认为是战国吴起所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后多佚失。今本《吴子》仅存六篇。《吴子》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而又有新的发展。其有些观点,与《孙子兵法》极为相近。试举数例如下:
  《孙子兵法》               ……………………《吴子》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       ……………………夫安国家之道,先
  待也。(《九变篇》)       ……………………戒为宝。(《料敌》)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用兵必须审敌虚实
  (《虚实篇》)             ……………………而趋其危。(《料敌》)
         
    令半济而击之,利。         ……………………涉水半渡,可击。
  (《行军篇》)             …………………… (《料敌》)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       ……………………必死则生,幸生则
  死地而后生。(《九地篇》) ……………………死。(《治兵》)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   ……………………理者,治众如治寡。
  (《势篇》)               ……………………(《论将》)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 ……………………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
  目也。(《军争篇》)       ……………………麾帜,所以威目。(《论将》)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吴子》之言,多有师《孙子》之意者。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学界认定其为战国中期军事家孙膑及其弟子撰。此书祖述、阐发、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在语言上也多有直接或间接引用《孙子兵法》的话。如,《擒庞涓》中的“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示之寡”,即是对《孙子兵法》“示形”理论的具体运用。《威王问》中的“兵者不可不察”,源于《孙子兵法·计篇》首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威王问》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而骄之,引而劳之”,“必攻不守”等,大都是由《孙子兵法》的语言演化而来。其“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则源之于《孙子兵法》的“胜敌而益强”。《孙膑兵法》中的“贵势”思想,如主张“事备而后动”、“料敌计险”、“并卒而击”、“居生击死”等,乃是对《孙子兵法》知势、造势、任势思想的发展和发挥。在治军上,《孙膑兵法》强调“素听”、“素信”、赏罚严明等,与《孙子兵法》的治军思想一脉相承。《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说:“……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孙氏者……”。这里的“明之吴越”当是指孙武,“言之于齐”则是孙膑自称,称“孙氏之道”,是强调两孙子的兵法乃是一家之学。从此句的语气看,对“孙氏之道”很有些“广而告之”的鼓吹味道。
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尉缭子》中,也引有《孙子兵法》之言和载有孙子之事。此书《将理》中说:“兵法: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汉简“兵法”作“兵策”,“日费千金”作“费日千金”)同书《制谈》篇中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这里的“武子”当指孙武。作者对孙武的推崇溢于言表,说明他曾认真地研读过孙武的事迹及其兵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尉缭子》中所讲的“道胜”、“威胜”、“力胜”,无疑受到了《孙子兵法》“伐谋”、“伐交”、“伐兵”思想的启发;它重视“廊庙”决策,主张计先定,虑早决,与《孙子兵法》的“先胜后战”思想相一致;其《武议》篇中提出的反对“考孤虚,占威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观点,也与《孙子兵法·用间篇》“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的主张相通。
近人一般认为《六韬》成书于战国晚期。此书对《孙子兵法》的思想多有阐发。叶适认为,《六韬·龙韬》之后43篇“繁悉备举,似为《孙子》义疏”,《六韬》的“将有十过”近于《孙子兵法》的“五危”;《六韬》的战车“十死”、战骑“九败”与《孙子兵法》的《行军》、《九地》相出这是有道理的。但《龙韬》之外,亦多有阐发《孙子兵法》的内容。如“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武韬·发启》)、“文伐”十二法等,即是对孙子“全胜”思想的注疏和发挥。
(二)战国时期非兵书中反映的《孙子兵法》研究情况
《孙子兵法》不但对战国时期的兵学著作有深刻影响,而且在一些非兵书中,也可以看到其浸润的痕迹。这说明当时研究《孙子兵法》的领域和范围已相当广泛。
《管子》一书,学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各学派著作的汇编,其中可能也有管仲的言论。此书中有的军事观点即与《孙子兵法》相近,有的则有所发挥和发展。如该书中的《幼官图》主张实行“全胜而无害”的“全胜”战略;《轻重》甲、戊中提出的用经济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的战略目的,即是对《孙子兵法》“全胜”思想的肯定和发展;《七法》中的“早知”、“遍知”与《孙子兵法》的“先知”、“尽知”相通;同篇中的“计必先定”,“然后兵出乎境”与《孙子兵法》的“未战而庙算胜”相近;《霸言》中的“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等,则是对《孙子兵法》“避实击虚”思想的阐发。
《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所作。其中《战法》中强调“庙算”的重要。“庙算”一词最早见诸《孙子兵法》。《商君书·修权》说:“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是对《孙子兵法》“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之文所作的注释。《徕民》中说:“兵法曰:‘敌弱而兵强’,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敌失其所守也。”“不失吾所以攻,而敌失其所守也”句,当是由《孙子兵法·形篇》“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和《虚实篇》中“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二句演变合成。
《荀子·议兵篇》载临武君之言:“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其中所讲“孙吴”,即指孙武、吴起。临武君可能是楚人,《战国策》楚策中载有春申君之言:“仆欲将临武君”。可见《孙子兵法》已传入楚国。他认为孙子用兵,只讲“势利”、“变诈”,不讲“附民”,这是不对的,实际是孙子既讲“附民”,又讲“变诈”,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但从临武君之言中,可见孙武在当时一些将领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但荀子对此观点则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诡者不仁,仁者不诡,“仁人之兵,不可诈也”,从而将“仁”和“诡”完全对立起来,走到另一极端,开儒家批判孙子之端,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可能在战国中后期成书、“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的《鹖冠子》,多处引用《孙子兵法》之言。如此书《天则》引:“故法者,曲制、官备、主用也。”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原文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鹖冠子·世兵》:“势急节短,用不缦缦”,其中“势急节短”出自《孙子兵法·势篇》:“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鹖冠子·武灵王》中载有武灵王问庞焕的话:“寡人闻飞语流传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庞焕以“太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予以解释。武灵王所说的“飞语流传”之话及庞焕对答之语,均本《孙子兵法·谋攻篇》之言。这说明,《孙子兵法》的思想当时在赵国已广为流传。
《文子》可能成书于战国晚期,今本或有后人附益。此书中亦有明引、暗引或阐发《孙子兵法》之言。如《文子·道原》中说:“音之数不过五,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数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此语系由《孙子兵法》的《形篇》和《势篇》“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演变而来。又《文子·上仁》篇说:“王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语出《孙子兵法·形篇》。《文子·上义》篇说:“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必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语出《孙子兵法·行军篇》。
另外还有一些著作也不同程度地透露了《孙子兵法》在当时传布的信息。如纵横家著作《鬼谷子·谋篇》“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即是师《孙子兵法·虚实篇》“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意;其《本经阴符·分威》中所说“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则分别取之《孙子兵法》的《虚实篇》和《形篇》;其《损兑》中说:“故善损兑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溪”,语出《孙子兵法》的《形篇》和《势篇》。这说明《鬼谷子》的作者是研究过《孙子兵法》的,并汲取了其中的思想。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对《孙子兵法》也有较多的反映,如该书《尚德》中称“阖庐之教,孙吴之兵”,《决胜》中讲的“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等。
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或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中也多处引用了《孙子兵法》的语言。此书《灵枢·逆顺》中载:“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引言与《孙子兵法·军争篇》“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相近。该书《灵枢·营卫生会》中说:“阴阳相贯,如环无端”,此句与《孙子兵法·势篇》“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相象。《黄帝内经》的作者似受到了《孙子兵法》较深的影响与启发。此乃将兵法原理引入医学领域之滥觞。
(三)《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的增附与修订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为汉初抄本,其中有《吴问》等十三篇之外的杂篇,这说明,这些杂篇在汉初就已流传。由此我们推测,汉代初年至班固时流行的孙子书很可能有“八十二篇图九卷”本。司马迁看到过这个本子,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很可能也是这个本子,《汉志》著录的自然也是这个本子,其中《吴问》等五篇就是十三篇之外、六十九篇之内的杂篇,其余各篇因残坏而不可见。
孙子献吴王之兵法是“十三篇”,到了汉初却变成了“八十二篇,图九卷”,无疑在汉代之前就有人增附。至少增附工作在战国时就开始了。如前所言,《吴问》就大约产生于三国分晋前后。增附者当是孙子后学,其中不排除孙膑及其弟子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对十三篇本文可能也作了校理的工作。虽然此后又有人对十三篇进行过校改,但均非“定型”性手术。从目前史料看,其基本型制在春秋末即已完成。
目前所见孙子佚文约有20余篇、卷。其中《吴问》是以吴王与孙武讨论晋国六卿谁先亡、谁成功的形式写成的问答体文论,其中心思想是“厚爱其民者”胜;反之则亡,损民愈甚,其亡愈速。《四变》对《孙子兵法·九地篇》“君命有所不受”做了解释,提出:“君令有反此四变者(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则弗行也。”说明“君命有所不受”与其他之“四不”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一个条件复句,即君令在违反以上四种情况时才可以拒不接受。《黄帝伐赤帝》解释《行军篇》中“黄帝胜四帝”这一典故,认为帝王之胜都须得天道、地理、民情。《地形二》似是解释《孙子兵法·地形篇》的文字。《见吴王》内容与《史记·孙子列传》所记孙武见吴王阖庐、以兵法试诸妇人之事大致相同。这当是司马迁写《孙子列传》依据材料之一。这说明,司马迁确实见过这些托名“孙子”而写的杂篇。
《隋书·经籍志》等著录之《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通典》载《吴子问孙武》诸篇,清人毕以珣认为均在“八十二篇图九卷之内”,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没有充分依据推翻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姑且从之。下面我们对这些佚文作一粗略考察。
《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书名原缺“牡”字,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隋书》据《历代名画记》补。上孙家寨汉简中有“牡陈”字样。《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有《雄牝城》篇,内容是以地形为据谈可攻与否。如认为“城前名谷,倍(背)亢山,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高外下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在亢山间,无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击也。城前亢山,倍(背)名谷,前高后下者,牝城也,可击也”。牝牡,犹言阴阳,《淮南子·地形训》:“至阴生牝,至阳生牡。”又云:“凡地形……丘陵为牡,溪谷为牝。”这些可作为考察此书内容之参考。
《孙子八阵图一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二卷,名为《孙子兵法八阵图》。《周礼·春官·车仆》郑玄注云:“孙子八阵,有苹车之阵”。苹犹屏,苹车是有隐蔽、防护装置的战车。说明书中有论述车阵的内容。又杜牧引《军志》有“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等。《唐李问对》卷上亦引此内容,谓是诸葛亮八阵;张预注《孙子》引此句称之为“《八阵图》曰”,三家注引出处已不相同。《武经总要前集》卷七《本朝八阵法》谓八阵为方、圆、牝、牡、冲(衡)方、罘置、车轮、雁行,取之《裴子新令》;王应麟《小学绀珠·制度类·八阵》则直称此为“孙子八阵”。不可靠。赵本学在《武编》引中斥之为“伪而又伪”。
《孙子战斗六甲兵法一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内容似是以遁甲之术言兵之作。
《孙子兵法杂占四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大概是讲用占候进行决策的方法,《太平御览》卷三二八引《孙子占》疑即此书,其中讲到:“三军将行,其旌旗从容以向前,是为天送,必亟击之,得其大将。三军将行,其旌旗垫然若雨,是为天沾,其师失……”此内容与孙子《用间篇》“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的思想大相违背,显然是后人伪托。
《吴孙子三十二垒经一卷》,已佚。旧、新《唐志》著录。《太平御览》卷三五七引有此书佚文。从佚文内容看,此书可能是讲部伍阵垒之法的兵书。另外,《通典》卷一五九载有《吴子问孙武》之文十余篇,《武经总要》、《太平御览》、《十家注孙子·九地篇》何氏、张预注中亦有摘引,或作“吴王问孙武”。这些佚文的内容是讲解施行孙子提出的不同环境条件下作战原则的基本方法,其中包括散地战、轻地战、争地战、交地战、衢地战、重地战、圮地战、围地战、突围战、包围战、骄敌战、诱敌战等。文中多处讲到骑兵作战内容,显非孙子本人所作,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推断:《孙子兵法》十三篇写就于春秋末,可能曾经战国时人校理。其余杂篇,大约为战国时孙子后学所作,后来又有好事者修补。
 
二、《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广泛运用,丰富多彩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实践充实发展了孙子伐谋、伐交和伐兵的思
 
从军事斗争看,战国时期各国用兵多与《孙子兵法》所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相合,其中最突出者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孙膑在桂陵之战中采用的“围魏救赵”之法,是对《孙子兵法》“避实击虚”、“先其所爱”、“攻其必救”思想的灵活运用。孙膑在马陵之战前向田忌建言中引用的“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原文是:“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是战国时期运用《孙子兵法》取得成功的著名战例。另外,燕国乐毅采取的诱齐灭宋、争取与国、“举天下而图之”的攻齐方略;田单守即墨所采取的反间、奇袭之计;赵奢在阏与之战中始如处女、后如脱兔、先占高地、出其不意以打击秦军;李牧在防备匈奴中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等,都与《孙子兵法》论述的用兵原则相合。他们是否读过《孙子兵法》,史无明载。但从他们所采取的这些战法和《韩非子》所说的“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来推断,他们不会是《孙子兵法》的门外汉。
从外交斗争看,战国时各国君臣、策谋游说之士使用诈谋的情况,如因势为资,据时为变,出奇用异,扶急持倾,倒强为弱,运亡为存等,足可令人眼花瞭乱,实乃变诈奇谋之大观。其中许多观点、计策、行为,都可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依据。如,谋士们认为,“计者,事之本”,反对迷信天命鬼,追求不战屈人,雄辩折人,“按兵后起”,因势乘便,以敌制敌,用间反间,争取与国,孤立强敌,“渔翁得利”,“黄雀在后”,以迂为直,权借时势等,似是对《孙子兵法》军事原则的例释或演义。《汉书·刑法志》中说,战国时,“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道出了纵横家与《孙子兵法》在思想体系上的承继关系。梅尧臣认为,《孙子兵法》是“战国相倾之,确切地说,应为:《孙子兵法》为“战国相倾之说”提供了理论武器。纵横家对《孙子兵法》斗争艺术的需求和成功运用,也是《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国的纵横家极力赞成不战而胜。他们认为,战争所造成的“残费”极大,“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供)药”,“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此乃“虚中之计”,“残费已先,而能从诸侯者寡"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而不能使诸侯服,是极不划算的。在当时群强林立,形成多极化战略格局的形势下,任何一国都不能单凭军事手段达到兼人并土之目的,只有通过伐谋伐交,才可以收到不战而胜的理想效果,或为军事上的胜利创造必须的条件。因而,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极力推崇不战而胜,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深化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
战国时实行这一战略的主要手段有这样几种:
联友分敌。《战国策》记录了大量的诸侯国在作战中争取盟友、分化敌军从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其意都在于强调在多元的战略态势下联合作战、孤立敌军的重要。如,秦为了攻楚,首先用诳骗手段破坏了齐、楚联盟;长平之战前夕,秦许愿归还魏之垣雍,使其在这一战役期间一直按兵未动。张仪曾对赵王说:“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魏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夫断右臂而求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岂可得?”秦对六国在总体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但在局部上却常能把对手们一个个推到孤立无援的位置上去,这不能不说是秦善于争取盟友、分化诸侯力量的结果。这些做法均体现了《孙子兵法》专我分敌的战略思想。
以敌制敌。根据多极则多矛盾的特点,充分利用客观矛盾,达到弱敌取利之目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是对这一策略的形象概括。齐灭宋后,国势煊赫,秦为了打击这一潜在的强大对手,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挑起了中原诸侯联合伐齐之战。这场诸侯国之间的大混战严重削弱了他们各自的力量,是秦以敌制敌策略的一大胜利。《战国策·齐一·邯郸之难》载,魏攻邯郸,赵求救于齐,齐段干纶提出不直接救赵,而是“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后果如其所料。这种残赵弊魏的打法,无疑也是建立在以敌制敌思想基础之上的。这些策略体现了《孙子兵法》任势而不责人的哲学思想。
利而害之。即从暂时、表面看是利敌,但从长远和实质上却是害敌的一种策略,其好处是容易使敌人上当。如卫鞅欲弱魏,却先强之,对魏王说了许多恭维话,劝其先行王事,然后以图齐、楚。魏王果然听从。于是,齐、楚怒,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秦乘机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苏秦为了打击齐国,采取了“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的策略,从燕至齐,极力鼓动齐王灭宋,齐灭宋后,遂成为众矢之的,为燕国伐齐造成了有利的态势。这种欲取姑予、以屈求伸的间接取胜策略体现了《孙子兵法》杂于利害和以迂为直的战略思想。
在别国最高领导层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在这方面,秦开展得最有成效。其做法:一是立足长远,拥立太子。如秦支持韩太子几瑟争国,造成韩乱。齐孟尝君田文入魏后,因恶齐把魏公子负刍之母齐女逐出魏国,谋士韩秦劝秦昭王乘机娶齐女为妻,以使秦、齐和好而共立负刍为魏王。负刍立,因其母在秦必以魏忠心事秦;如齐女再返回魏国,亦会使齐、魏亲秦。无论怎样,都会对秦有利。这无疑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二是着眼现实,积极争取。在各国当时的统治集团内或其亲属中物色、争取和扶植亲秦分子,如齐王建就一直是秦争取的对象之一;楚怀王幸姬郑袖也曾为张仪所用而干预朝政。韩、魏、赵、燕等国中也都有亲秦势力存在,每在关键时刻,他们就出来为秦说话。秦通过他们左右其国内政策,坐收攻战所不能得到的利益。三是派出心腹,担任要职。如先后使张仪相魏,使张唐相燕,“内韩珉于齐,内成阳君于韩,相魏怀于等。利用合法手段,在其他国家最高决策层中积极培植、争取、安插自己的代理人,无疑是不战而胜最紧要的策略。
用重金收买内间。如,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66年),天下之士合纵攻秦,范睢派唐睢载音乐,携重金,至武安(在邯郸西,属魏),“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赵将李牧连败秦军,秦就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使为反间”,郭开于是诬陷李牧等要造反,赵王迁遂杀李牧,秦乃得以轻取邯郸。齐王建的相国后胜也因“多受秦间金玉”而为秦效力,“使宾客入秦,皆为变辞,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从而加速了齐国的灭亡。秦把金钱作为向敌国进攻的武器,其杀伤效力不在刀枪之下。可以说,战国时把《孙子兵法》的用间思想就已运用得相当纯熟。
威慑以屈人。《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提到了“威加于敌”的思想,战国时纵横家将之广泛运用于军事和外交斗争之中。张仪实行连横,苏秦倡导合纵,都带有威慑屈人的战略目的。《赵国策·赵二·苏秦从燕之赵》章中说:“六国从(纵)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张仪也说,由于赵实行合纵,“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说明合纵的威慑战略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张仪游说诸侯连横事秦时,使用的多是威慑手段,均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张仪说赵王:“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赵王完全被这种心理战术所慑服,只好割地以求和。
雄辩以折人。纵横家认为,若要使人不战而屈,还必须有善辩之人说服对方。这种善辩能力由广博的知识、对天下形势的深刻认识、对人们心理特点的准确掌握以及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等多种因素构成。有了这种能力,就可雄辩胜强兵。如鲁连反对帝秦而退秦兵,顿弱游说诸侯使“四国毕从”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战国策·秦一·苏秦始以连横说秦》盛赞苏秦说:“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其中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者强调不战而胜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总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强调采取不战而胜的战略,主张通过伐谋伐交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全胜思想。这一谋略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借鉴价值。但这些谋臣策士过份夸大游说的作用,对“诡道”的施用对象缺乏严格的界定,为达成个人目的,不惜在自己内部使用诡谋等,则是不足取的。
 
三、《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传播的根本原因是其理论适应了当时社会斗争的需要,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研究、流传的基本情况概括为四个特点:传播广泛;影响深刻;注重实用;自身在传播中得到增益和修订。那么,战国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和传播何以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刻?这种研究和传播对当时社会的进步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传播的原因
《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在战国时期广为流布,有其必然的思想渊源和深刻的社会原因。撮其要者,有如下几点:
1. 社会思潮自身发展规律的反映。专制社会条件下的社会思潮发展史有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不断地进行否定──否定之否定,周而复始,以至无穷,从而推动社会思想的发展。春秋中期之前,人们在外交、军事、政治等领域中的交往中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重礼轻诈。宋襄公不鼓不成列,楚闻陈成公卒而退兵等,并非只是个别现象,而是当时重礼守信的社会思潮支配的结果。到了春秋末期,这种道德观念受到功利思想的强烈冲击,人们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由追求道义上的完美逐渐向诈谋取利方面转化。到了战国,各国以保存自己、兼并他人为主要目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以道义为分合原则几乎完全转变为以利害为取舍标准。崇谋尚奇代替重礼轻诈而成为社会主流性思潮。以宣传“兵者诡道”为主要内容的《孙子兵法》顺应并指导了这一时代性的演变。这是其得以大力传播的思想原因。
2. 当时实际斗争的需要。战国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以军事和外交斗争史为主线的多极斗争史。经过激烈的兼并战争,至战国中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强并立的格局形成。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取盟友,分化敌人,攻城掠地,兵来将挡,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和军事斗争。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如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当时每个国君、将帅都须首先关注的大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求助于先进的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称:“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道出了当时战争的特点。产生于多极斗争年代的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孙子兵法》正是打赢这种战争的理论武器。这是《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不胫而走的社会原因。
3. 由《孙子兵法》自身价值决定的。《孙子兵法》是对上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对前人的兵学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春秋时期先进的社会思想交合的产物,形成了博大精深、缜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对于战争问题、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问题都有系统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它的战略战术原则,诸如先知、先胜、全胜、致人,速胜、奇胜、击虚、任势、善守、专分等,可谓是集古代战争谋略之大全,遵之者胜,违之者败,被后世誉为“兵经”,“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孙子兵法》自身的这种军事学价值是其在战国时期广泛传播的内在原因。
4. 孙膑等人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如同“孟轲好辩,孔道以一样,孙膑对“孙氏之道”的宣传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对《孙子兵法》的成功运用,是使当时社会承认《孙子兵法》价值的一个直接性原因。孙膑因此“而名显天下,世传其兵”,而孙膑业绩是与《孙子兵法》联系在一起的,故其名愈显,其兵法流传愈广,《孙子兵法》的影响也就愈大。吴起、尉缭等对孙子其人其书的宣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泛传播的历史作用
《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流传,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国家统一起了促进作用。《孙子兵法》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它主张进行兼并战争,“伐大国”以实现“王霸”之业。这与战国时期流行的反对兼并、否定战争、主张保持割据的种种论调都是相对立的。战国时期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统一的主要手段是先胜、全胜和战胜,《孙子兵法》为这三种斗争方式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2. 带动了战国兵学理论的发展。《孙子兵法》是兵学鼻祖,战国时期兵学理论主要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起、孙膑、尉缭、《六韬》的作者等,注意将《孙子兵法》的理论与战国时期的实际相结合,在战争观、战争指导、治军思想等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孙子的思想。如,关于战争性质的认识,关于军事统帅机构的建设,关于骑兵的地位和使用,关于城守方法,关于不同地理条件下作战指导原则等,大都源于孙子而又有新的发明。
3. 对战国诸子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战国诸子对《孙子兵法》有尊奉者,有批驳者,有宣传者,有发展者,有取其所需为己所用者。《孙子兵法》在战国学术界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与诸子互相弥补、渗透、撞击、融合,从而促进了当时学术的繁荣与进步。
4. 《孙子兵法》被非军事领域加以借鉴和运用,对当时的生产经营、医学发展等起了推进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魏文侯时,白圭“乐观时变,人予我取,人取我予”,“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法”,他介绍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这是关于将《孙子兵法》运用到生产经营的最早记载。
(三)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流传的启示
从《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的研究和流传看,最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孙子兵法》是关于军事斗争的科学,对于科学,只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之,既不能贬抑,亦不能迷信。
《孙子兵法》在春秋末期流传不广,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政界、学术界受重礼轻诈传统观念的影响,有意对其采取排斥压抑态度。荀子的观点并非彼时彼人所独有。如上所言,真理的传播规律一般是压之既久,其发必速,被压制、埋没的思想在适当条件下,就会显现出来,而其显现形式大都带有过激的特点。这是《孙子兵法》的思想到了战国时期迅猛传播,以至被很快推向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西汉,统治者为适应社会统一的需要,对“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清算,从而完成了又一次否定。此后又有多次类似的反复。《孙子兵法》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压抑贬损,有害无益,只会激之走向另一极端。
但对《孙子兵法》亦不可尊之过度。孙武书并非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它乃“辅”国之一经,而非“主”国之全术。“将者,国之辅,孙武话说得很清楚;“将”是国之“辅”,而不是“主”,“主”不可以只治孙武之术。在“国之辅”中,它又仅是其中的一翼,而非全部,“武经”不能代替“文典”,犹如“文典”不能代替“武经”一样,二者必须兼“辅”,国家缺一而不可。知孙武书非万能之术,则不可用它去套世上万事万物,硬套就难免出错,如孙子之“诡道”,乃是讲的对敌斗争的手段,就不能像战国时一些人一样用之于自己人内部。还是唐人裴行俭说得对:“抚士贵诚,制敌贵。对自己人应以诚信为本,施诡用诈,虽可得益于一时,但却伤在根本,患伏长远。总之,对《孙子兵法》尊奉过极,使用过滥,也会将其推向反面。
《孙子兵法》一般在战争年代特别受人重视,重视的主要原因,是它充满“变诈”之智。但一旦天下平定后,它就会受到冷落甚至贬斥。贬斥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它充满“变诈”之智。这与世人存有政权可以“逆取”但必须“顺守”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孙子兵法》是仁信与诡诈的辩证统一论者。诡诈施之于敌,仁信施之于己,二者不可偏废。战乱之秋不应将诡诈推到极端;治平之世也不能把诡诈贬入深渊。仁信与诡诈,二者原本相反相成,所以应使之相互为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时首先要看清对象是谁;诡诈也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切不可乱来。《阴符经》有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