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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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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攻篇

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语出《火攻篇》。意谓:军队必须懂得五种火攻方式的具体变化,并能准确地掌握好时机,灵活加以运用。杜牧注:“须算星躔之数,守风起日,乃可发火,不可偶然而为之。”张预注:“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当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数,知风起之日,则严备守之。”此两注分别从攻者和守者的角度阐释孙子原意,可以参看。“星躔”,指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次,古人常凭借对日月星辰度次的观测判断天候的变化。

此语中的“五火”,分别指“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指古代作战最为常见的火攻方式。按孙子的解释,火人”,指焚烧敌军人马;“火积”,焚烧敌军储备;“火辎”,指焚烧敌军辎重;“火库”,指焚烧敌军仓库;“火队”,指焚烧敌军运输设施。至于“五火之变”,则指五种火攻方式的具体变化:一是“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二是“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三是“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之”;四是“火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五是“火发上风,无攻下风”。

春秋战国之际,火攻尚未盛行,但孙子已经敏锐地察觉这一战争形式的重要意义,并专列《火攻篇》进行论述,反映了孙子的超前意识。就在孙子生活的时代之后七八百年,历史进入三国时期,火攻之法即开始大行其道,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位大军事家的先见之明。

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语出《火攻篇》。意谓:以火辅佐进攻效果显著,以水辅佐进攻威力强大。但是,水只能将敌人隔绝开来,却不能彻底击败敌人。张预注:“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胜。”又注:“水能分敌之军,彼势分则我势强。”曹操注:“火佐者,取胜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绝敌道,不可以夺敌蓄积。” 

火攻和水攻,都是借助自然力对敌人进行大规模杀伤。俗话说:水火无情。在科学技术落后,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这两种作战方法对敌人都具有摧毁性的杀伤效果。所以,孙子列《火攻篇》专门论述有关火攻的问题。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并没有专列《水攻篇》论述有关水攻的问题,而只是在《火攻篇》中以此语偶尔涉及,这让人感到不解。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攻作战,发生在公元前453年。此前三年,晋智瑶先后向韩、魏索要土地,韩、魏均与之;又索地于赵氏,赵无恤不与。于是,智瑶便率韩、魏之师伐赵。赵无恤奔晋阳,智瑶围之不能下,乃引汾水灌其城。赵无恤惧,派其相张孟谈夜会韩、魏,晓以唇亡齿寒之理,三家遂共灭智瑶而分其地,智氏亡而“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规模较大的水攻作战,发生在孙子之后三百多年,即汉将韩信大破二十万楚军的潍水之战。此后又过了四百余年,蜀汉大将关羽在襄樊之战中,以同样的战法水淹七军,并且擒于禁,杀庞德,威震华夏,逼得曹操几乎迁都以避其锋。以此而论,水攻之威力,也不可小视。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

语出《火攻篇》。意谓:战胜攻取而不能巩固胜利成果的,叫做“费留”,其结果是很危险的。所以,明智的君主会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优秀的将帅会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费留”,一说指胜利者战胜攻取后不能巩固战果,如当年夫差、伍子胥伐楚一样,长期淹留不归,徒耗大量人财物力;一说指白费的意思。曹操注云:“若水之留,不复还也。或曰:赏不以时,但费留也,赏善不逾日也。”这里取前说。

战争会对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造成巨大消耗,不可无限期的延续下去。所以,必须对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加以有效控制。尤其是既胜之后,或因胜而骄,或因胜而贪,或盲目乐观,或画蛇添足,不仅不能及时地巩固已有的胜利成果,而且还会带来凶险的结局。吴国当年伐楚入郢,即属“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结果,越袭其后,秦攻其前,最终不得不铩羽而归。所以,我们认为,孙武的这一思想,应是当时总结伐楚的教训而得出的。

其实,打了胜仗并非意味着战争的结束,随之而来的善后工作要比一场胜仗来得更为重要,处理得好可以巩固已有成果,使战争的红利最大化,处理不好则可能胜于一时而败在最后,甚至一败涂地,不可复起。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故而孙武在这里加以强调。《司马法》也说:“既胜若否。”意思是说:即使战胜了敌人,也要像没有战胜一样。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语出《火攻篇》。意谓:没有利处不要行动,没有获胜把握不要用兵,不到危急关头不要轻易开战。李筌注:“明主贤将,非见利不起兵。”贾林注:“非得其利不用也。”张预注:“兵,凶器;战,危事。需防祸败,不可轻举,不得已而后用。”

这句话是孙子对其“利动”原则再次强调。“非利不动”自不必说,其实“非得不用”与“非危不战”核心也是一个“利”字。“得”者为何?利也。为什么“非危不战”?因为轻于用兵,非但无利,甚且有害。所以,“利动”原则是孙子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考察古今中外战争史不难发现,一切战争均不过是一种逐利行为。这是因为:所有战争,均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故逐利实乃古今中外所有战争的根本目的。问题是,战争中将帅因受某种因素影响,常会眛于这一点,忘记了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打仗,所有亦需经常敲一下警钟。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语出《火攻篇》。意谓:国君不可因为一时的恼怒而兴兵,将帅不可因为一时的怨恨而交战。符合我们的利益就行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就停止。此言承“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而来,是作者对“利动”原则的进一步强调,同时也是对可能出现的违背“利动”原则情况的提醒。

自古及今,君主因怒而兴师、将帅因怨而致战者并不乏人。但是,凡因怒兴师或因怨致战者,均难以避免败亡的命运。如三国时,当关羽集中兵力北上攻打曹魏政权的襄樊时,不想孙权竟然抄了他的后路,派大将吕蒙、陆逊等人乘机攻陷荆州,导致关羽败死。蜀国一时丧师失地,且损大将,刘备不禁大愤,遂不听诸葛亮、赵云等人的劝谏,“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结果终于惨败于夷陵,不仅使蜀国实力再次受到严重损伤,而且自己也愧悔交加,一病不起,未能回到成都,次年即死于白帝城。由此可见,孙子此语真乃警世名言,而张预注释所云之“因怒兴师,不亡者鲜”,“因忿而战,罕有不败”,亦深得孙氏要旨。

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语出《火攻篇》。此语承“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而来,目的在于申明为什么“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一定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力而止”。

孙子认为,愤怒可以再变为高兴,怨恨可以再变为喜悦,但已经灭亡了国家却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已经战死的将士也不可能重新活过来。故梅尧臣注云:“一时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时之愠,可返而悦也。国亡军死,不可复已。”比如三国时之刘备因怒伐吴,不仅让蜀国徒丧大批将士的生命,他自己也愧悔交加病死白帝城,而且致蜀国实力再度遭受严重损害,甚至可以说成为导致蜀汉最早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可谓警策之言,为君者为将者可不慎哉!

此言可与“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等条互参。

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语出《火攻篇》。意谓:明智的君主对待战争一定要慎重,优秀的将帅对待战争一定要警惕,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根本法则。张预注:“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刘寅注:“明哲之主慎于用兵,此安国之道也;良能之将戒于轻敌,此全军之道也。”

此语承“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而来,是孙子关于应该如何对待战争的总结性名言,也是对《计篇》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语的呼应。战争既然是“国之大事”,系“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故“不可不察”;同时,战争又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或“怒而兴师”,或“愠而致战”,轻启衅端,“先战而后求胜”,则必将危及社稷存亡和人民生死,故“明君”须“慎之,“良将”须“将警之”,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安国全军”为原则。

此言可与“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等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