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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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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篇

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语出《九地篇》。意谓:在“散地”不要作战,在“轻地”不要停留,在“争地”不要强攻,在“交地”不要与盟国断绝联系,在“衢地”要设法与各诸侯国结交,在“重地”要掠取敌方的物资,遇到“圮地”要迅速通过,处于“围地”要巧于谋划,陷入“死地”要拼死搏战。这是孙子为九种不同地形条件下如何实施指挥提出的基本原则。对于“九地”,历来注家多不解其义,唯张预所注“用兵之地,其势有九”似得之。

那么,何为“散”、“轻”、“争”、“交”、“衢”、“重”、“圮”、“围”、“死”地?孙子认为,诸侯在自己的国内上作战,士卒因熟悉故土,交战不利时容易“怀乡逃散”,所以叫“散地”;进入敌国境内不深,士卒仍然“思乡易返”,所以叫“轻地”;我军占领有利,敌军占领也有利,乃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叫“争地”;交通便利,敌我双方均可进退自如,所以叫“交地”;几个诸侯国相互毗邻,先到达者可以得到各国援助,所以叫“衢地”;进入敌人境内深、背后有众多敌方城邑,部队面临着难以撤回去的危险,所以叫“重地”;山林、险阻、沼泽等种种地形,部队难以通过,所以叫“圮地”。进路狭窄险隘,退路迂远曲折,敌人可以用少量兵力对我方进行打击,所以叫“围地”;迅速拼死奋战就能生存,不迅速拼死奋战就将全军覆没,所以叫“死地”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语出《九地篇》,《火攻篇》曾再次提出。此语是孙子对其“利动原则”的最精炼的概括,同时也体现了他的一贯的慎战思想。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多次提到用兵须以能否获“利”为根本原则。比如,《计篇》有“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作战篇》有“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军争篇》有“兵以诈立,以利动”,等等。可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原则,在《孙子兵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利动原则”要求将帅在进行决策时必须以现实的“利”与“害”为依据。这是因为,所有的战争都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行为,国君或将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必须坚决地排除各种干扰,一切以对国家、民众、军队是否有利为原则,以“安国全军”为目的,既不可“怒而兴师”、“愠而致战”,也不可轻易用兵、无谓浪战,而应反复权衡,明辨利害,慎重决策。其次,“利动原则”要求将帅在战争中能准确地把握“利”与“害”的辩证关系。战争中,“利”与“害”关系错综复杂,有时甚至相互包含的,即“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同时,“利”与“害”也有局部与全局性、眼前与长远的问题。所以,将帅不仅要明辨“利”、“害”,而且要善于化“害”为“利

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

语出《九地篇》。意谓:敌人众多而且部伍严整,将要向我方发起进攻,用什么办法对付它呢?回答是:首先打击、夺取其最为重视的要害之处,他们就会听从我们的摆布了。李筌注:“孙子故立此问者,以此为秘要也。”不难看出,此言与“攻其所必救”的原则是一致的。

敌人兵力众多,且部伍严整,士气正旺,这个时候从正面硬打非常不智,唯有“先夺其所爱”,才是上策。那么,敌人的“所爱”是什么?敌人的“所爱”就是其关键、要害之处,如首脑驻地、指挥机构、屯粮之所等等。俗话说,打蛇打“七寸”,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击这样的地方,必能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凡敌之要害,打击之就不得不救援,这样敌人也就失去了主动,从而被我牵住鼻子,不得不听从“调动”,从而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我国历史上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等,以及红军长征时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之战,所用即均是“先夺其所爱”的战法。

用现代军事学的观点来看,孙子的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与李德•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有相通之处,即战略的真正目的不是寻求决战,而是首先尽量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然后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战胜敌人。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语出《九地篇》。意谓:用兵打仗的基本特点在于神速,要乘其来不及备御,从他们想不到的路径,攻击其没有戒备的地方。张预注云:“用兵之理,惟尚神速。所贵乎速者,乘人之仓促,使不及为备也。出兵于不虞之径,以掩其不戒,故敌惊扰散乱,而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待也。”

兵贵神速是孙子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古代兵家的一个重要战争指导原则。孙子在《作战篇》即提出:“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又说:“兵贵胜,不贵久。”《六韬》亦云:“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卫公兵法》则曰:“用兵上神,战贵其速。”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贵速才能及时捕捉战机,“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直至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二是贵速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与作战物资的消耗,避免因久战而引起的种种后患。

在现代战争中,速度依然是战争之魂。美军的“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联合作战构想理论”等,都把速度列为决定战争胜败的第一要素。当前,大量高科技高性能武器装备和信息化作战平台不断运用于作战实践,作战行动的高速性和速决性更为突出。所以,未来的作战行动也必然是向着更为快速反应和快速有效打击的方向发展,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敌对方的反应时间,获取更大的战争效益。

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

语出《九地篇》。意谓:士卒深陷危境之后心理上反而会不再恐惧;无路可走,军心就会稳固;深入敌国境内,部队就会团结一致而不涣散;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士卒就会殊死搏斗。王皙注:“陷之难地则不惧,不惧则斗志坚也。”张预注:“动无所之,人心坚固;兵在重地,走无所适,则如拘系也。”曹操注:“人穷则死战也。”

不难看出,孙子非常重视战场上军心的坚定和稳固。那么,战场上如何才能做到军心坚定和稳固呢?综合十三篇的有关内容,我们认为具体做法大致有三:一曰“令文齐武”,即平时首先用政治、道义教育部众,用军纪军法整饬部众,以求达到全军作战时上下团结一致、意志坚定的目的;二曰“爱之”、“厚之”,即平时要爱护、厚待士卒,甚至要视之如“婴儿”和“爱子”,以求达到在战场上“可与之赴深溪”和“可与之俱死”的效果;三曰“陷之死地”,即将士卒置于死地,迫其团结一致,死战求生,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本篇所论,即主要是这方面的内容。此种观点,是有其心理学依据的。大凡人在面临危险之时,由于受恐惧心理的支配,一般情况下是能逃则逃,但一旦到了逃无所逃的地步,则反而又会变怯为勇。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这时往往会“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至死无所之”,奋勇向前。所以,孙子说“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兵士甚陷则不惧”、“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

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语出《九地篇》。此语全句为:“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意谓:以并缚战马深埋车轮的办法来稳定军心,是靠不住的。使士卒同心协力奋勇作战如同一人,才是统御军队应当遵循的原则。要想使强者和弱者都发挥作用,就必须懂得恰当运用各种不同地形的道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指挥三军好像指挥一个人,这是因为他把部队置于不得不如此的境地的缘故。注:“政令严明,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三军之士如一也。”梅尧臣注:“兵无强弱,是因地之势也。”

“方马埋轮”是古代作战时一种固结军心的办法,但孙子认为这种办法并不可靠。他认为,让士卒同心协力奋勇作战如同一人,靠的是将帅对士卒的善加统御和对作战地域的巧妙运用。这句话,实际上道出了孙子对将帅统御部众的基本要求和奥秘所在:基本要求是“携手若使一人”;奥秘所在即是“投之无所往”,使其不得不听从指挥。在此语之前,孙子还接连用“率然”(常山之蛇以及吴越之人作为比喻,以求形象的说明这些道理。他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

语出《九地篇》。意谓:大凡出国作战,一般的规律是:进入敌国境内越深,军心就越是稳固专一;进入敌国境内越浅,军心就越是容易涣散。梅尧臣注:“深则专固,浅则散归。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孙子勤勤于九变也。”张预注:“先举兵者为客。入深则专固,入浅则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变。”

战争有为“主”、为“客”之分。为“主”,是指将敌人引入己方境内的防御战;为“客”,则是己方主动进入敌人境内的进攻战。为“主”虽显被动,却较容易掌握节奏;为“客”虽似主动,运作起来却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具体说,为“客”包括在“轻地”和“重地”作战,而“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孙子有关“为客之道”的论述,从根本上说是在讨论在“轻地”与“重地”作战时,士卒心理变化对于战场指挥的重要影响。孙子认为,在深入敌境作战,军心容易专一,因而倾向于全力以赴,速战速决。也就是说,为“客”时士卒心理变化是:进入敌国境内越深,军心就越容易稳固专一;进入敌国境内越浅,军心就越容易涣散;一旦我军真正深入敌国境内,军心就会专一、坚定,从而使敌人无法战胜。因此,为“客”之道最重要的措施是:必须置之死地,以逼迫士卒死战求生。

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语出《九地篇》。意谓:没有必要争着与诸侯们结交,也没有必要在别国中培植自己的势力。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把兵威加到敌人的头上,就能攻拔其城邑、摧毁其国都。

所谓“争天下之交”,指的是广交诸侯,多与他国结盟,通过外交手段巩固自己国家的地位;所谓“养天下之权”,指的是在其他国家中培植亲近己方的各种力量。但是,孙子显然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可见,孙子是主张独立自主的。所有外交,都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此时与我为友,彼时就可能与我为敌。至于在他国培植我方力量,作用其实也是有限的。战国时期,诸侯国争霸,或“合纵”或“连横”,但因大家各怀异心,联盟往往随结随散,终鲜有成功者。所以,孙武主张相信并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可依赖于他国。

说到这里,有读者可能会问:孙子也说过“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和“衢地吾将固其结”(巩固与诸侯国所结联盟),还说过要利用敌人的“乡人”做“乡间”(亦即“因间”)、利用敌人的“官人”做“內间”、利用敌人的间谍做“反间”,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们认为,对孙子的所有思想、理论和原则,均不可做绝对化的阐发或解释,而应当辩证地加以理解。孙武这里所说“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之权”,是从总体、宏观和根本上说的。因为,只有自己的强大实力才是最为可靠最值得信赖的(“信己之私”),但不是说绝对不与他国结盟,绝对不在敌国培植自己的力量,他不过是认为这种“结盟”(“争天下之交”)和在敌国培植力量(“养天之权”)不可作为根本性措施和最终依靠罢了。 

也有学者认为,“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之权”中的“不”,系“必”字之误。如此,则这句话就成了“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之权”。我们认为,还是以“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之权”意思更为深长,所以不取此说。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语出《九地篇》。意谓:将部队投入绝地,才能使之得以保全;将部队陷于死地,才能使之得以生存。梅尧臣注:“地虽曰亡,力战不亡;地虽曰死,死战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死亡之危机会引发求生之本能,求生之本能会激发将士之作战潜力,如此则部队就会军心坚固,战斗力大增,从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最终克敌制胜。这即是孙子在本篇反复阐述“投之亡地”、“陷之死地”、“投之无所往”的道理所在。

历史上的韩信灭赵,是最能体现孙子这一思想的典型战例。据《史记》所载,此役汉军战胜赵军后,诸将仍不明白韩信为何能驱数万“市人”在违背兵法原则的情况下以背水阵不终朝大破二十万赵军的原因所在,故而相问。韩信答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致之亡地而后存’?”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且信非得素抚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孙子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韩信可谓得其要旨矣。

此条与“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等阐述的道理交叉甚至接近,故可以相互参看。

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者也。

语出《九地篇》。意谓:用兵打仗,关键在于谨慎地观察敌人的意图,然后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千里奔袭而擒杀其将领——这就是所谓的巧于用兵而能完成作战任务。

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战前的隐蔽性,即战前首先要能谨慎而敏锐地观察、了解、把握、顺应敌人的意图。所谓“顺详”,即慎察、顺应的意思。顺,在这里指谨慎和顺应的意思。详,则是详悉、尽知的意思。因此,“顺详敌之意”即是暗中摸清敌人的意图,并盯紧敌人。这一步很重要,也很关键,因为它直接决定着下一步的成败。其二是既战之后的突然性,即一旦开战,要能够准确、及时地把握和捕捉战机,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于千里之外对敌实施致命打击,并擒杀其将领。

“并敌一向”的作战指导思想,历来为中外兵家所重视。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就曾提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当代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对于这一思想不仅有所借鉴,而且有重要发展。他曾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论文中,反复阐发这一作战指导思想。1949916日,他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中说:“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可见他在我军创建之初,就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一作战指导思想的重要价值。

总之,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集中兵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实现战略上以少胜多而战术上以多胜少的不二法门。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语出《九地篇》。意谓:既要遵循既定的作战计划行动,又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敌情变化,决定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里,孙子是说要像以木工按墨线下料施工那样,随敌变化,灵活机动,采取恰当措施。曹操注曰:“行践规矩,无常也。”杜牧注曰:“墨,规矩也。言我常须践履规矩,深守法制,随敌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势,则出而决战也。”这句话体现了孙子所一贯主张的因敌制胜的思想。

为深刻阐明战争指导上的这一基本规律,孙子行文时首先作了一定的理论铺垫,并以“始如处女”、“后如脱兔”作为比喻,说:“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大意是:当决定对敌用兵时,要封锁各处关卡,废除通行凭证,不准敌国使者往来,而在庙堂之上反复筹划,以求作出正确的决策。敌人一旦有隙可乘,即迅速乘虚而入,首先夺取其战略要地,但却不轻易与之约期决战。……开始要像处女那样安闲沉静,敌人一旦放松戒备,就要像脱逃的野兔那样迅速出击,使敌措手不及、无法抵抗。

战国时期的田单,就是一个善于“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典型的代表。他的事迹,甚至得到了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称赞。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详述了田单的复国之战,并且在传末总结说:“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其田单之谓也!”